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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1943年《税收法》中提出的预扣税款方法的辩论中，国会在征税哲学上战胜了罗斯福。罗斯福注意到，由于预扣税款方法的逐步采用，这个法案将免除一整年的税收义务，他认为这种义务的免除带来的最大利益被富人所占有。因此他宣布，这一法案“不是一个税收法案，而是一个税收救济法案，它不是向需要救济的人提供救济，而是向贪婪的人提供救济”。他否决了这一法案，但是国会否决了总统对税收法案的否决权，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耻辱的失败使罗斯福接受了群众所得税，不再进行争论，新的税收体系实质上也结束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公司和累进论的倡导者之间关于“敲富人竹杠”的所得税的争论。

两党转流执政的政府：1946—198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大萧条时期非常相似，这一经验使两党舆论一致，支持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国家政策的根本转变。哈里·S·杜鲁门的政府（1945—1953）虽然没能制定全国健康保险计划，但却能够保持新政时期的项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1953—1961）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方面特别重要；这个政府在有计划地维护新政的传统方面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甚至还启动了一项大型新建公路计划，建成了庞大的州际公路体系，并且大大扩展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新政式的社会计划最为剧烈的扩展发生在约翰·F·肯尼迪政府时期（1961—1963），尤其是在林登·B·约翰逊政府时期（1963—1969），他们发动的反贫困战争包含了医疗保险计划（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卫生保险计划）和附加社会保险（Supplementary　Social　Insurance，SSI）计划，SSI从普通财政收入来源中向残疾人提供保险基金。理查德·M·尼克松政府（1969—1974）和杰拉尔德·R·福特政府（1974—1977）遵循了艾森豪威尔的方式，保持了他们所继承的社会和经济项目。尼克松进一步扩大了白宫对预算的控制，将预算局更名为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赋予它广泛的职权以协助总统构造和监督联邦计划。尼克松、福特和杰米·卡特政府（1977—1981）还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管制范围。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7）

在国际方面，联邦政府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防止萧条和战争而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对外政策的教训。为了填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经济权力真空，联邦政府采取政策，由美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贸易的金融仲裁人。在1948—1951年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恢复中的欧洲经济注入了130亿美元。在新政时期的《互惠贸易协定法》（1934年颁布）的授权下，美国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且领导削减国际间贸易壁垒。在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构建的货币体制中，美国政府开始扮演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直到1971年为止，美国一直将美元价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维持国际流通中能够有大量的美元，从而有利于国际经济的稳定，为做到这一点，美国甚至不惜以限制国内开支为代价。

在美国国内的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制度化。群众所得税使战时的赤字仍能受控，但尽管如此，赤字还是比从前要大得多。巨额赤字和迅速的经济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许多美国人转而相信巨额赤字不仅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扩张，也是保持和平时期的繁荣所必需的。他们认为只有和平时期的赤字才能避免重蹈大萧条的覆辙。在这些转变了观念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以经济发展委员会为代表的商人们，他们逐渐把长期的赤字视为在不破坏投资体系的情况下驯服商业周期的好办法。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已经完全压倒了公司自由主义及其对社会秩序的追求。

由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培育的凯恩斯主义舆论的一个结果是国会在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财政政策的含义。《就业法》正式地反映了罗斯福的财政政策的改革影响。与罗斯福的财政政策的真正意图一样，该法案的内容也有局限。它是含糊的，没有对充分就业做出保证；它将反周期政策仅仅限制在与其他经济目标相一致的情况下才采用；它没有特别说明什么是适当的政策。但是，这个法案把握住了罗斯福的财政政策中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它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