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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跟特务一起到万县指认、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立了一大功。徐远举看他背叛得彻底，就让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委任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校专员，后来又升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卖了川西特委地下党组织领导蒲华辅等人。

他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又担任了徐远举的秘书。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先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想冒充脱险志士，被知道他底细的同志愤怒地轰了出去。后又跑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交给特务，自称是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其实，他当初叛变交人时的原则不是分轻重，而是依据对自己的危险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响他的，他就交，否则便保留下来作为另一种“政治资本”，用来在解放后解释自己是“被迫”叛变的证据。刘国定曾对另一个叛徒调侃说：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党员都没有交。由于刚刚解放，当时组织上还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恶，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结果在上街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已经投诚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心存感激，正想着如何报答，当即就将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门，揭发了冉益智先叛党后当特务的罪行。

后来，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来渝开会时，特地问：“叛徒冉益智枪毙了吗？”当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还三番五次找组织解决工作问题时，廖十分震惊，声称绝不能让这样的叛徒逍遥法外。于是，1950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就冉益智问题向西南局政委邓小平呈递了专题报告，认为冉益智“叛党后即溶进了敌特垃圾堆中，造成川东党惨重损失，知之者无不愤恨烧心，许多烈士遗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办，对党员的气节教育有损，且难平众忿，难安死者”。经邓小平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来。解放后，冉益智一直心存侥幸，他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还特地提出了“我的愿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以观后效，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然而，历史并不宽容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叛徒。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出卖冉益智的余永安，因为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群众，所以解放后有关部门对他没有按叛徒论罪，而是按“坏分子”身份对他实行关押改造。

这是叛徒的应有下场。

七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供出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当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地下党被捕，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在浮出水面了。一旦中共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军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俩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