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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昇的“遗民思想”很强烈，对南明时期那些闺秀名士的事迹很熟悉，《红楼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写进一些耳闻目睹的当时故事，这是小说创作的通则，不足为怪。南明著名抗清志士陈子龙，与洪家亲友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故事，借用的就是陈子龙与名妓柳如是的爱情故事。陈柳曾在“小红楼”同居，后来无奈分手。“红楼梦”一词，就出自陈子龙的诗。陈子龙号“无瑕词客”，书中就说他是“美玉无瑕”。柳如是与陈子龙痛苦分手后，嫁给了老名士钱谦益，这正是《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出处。柳如是号“河东君”，书中的宝钗姓薛，薛与柳均为河东望族，宝钗称“蘅芜君”，亦可称“河东君”。钱柳结合后居住在“绛云楼”，书中就让宝玉居住的地方叫“绛云轩”。

《红楼梦》中的“甄贾宝玉”借用的是南明时期的“真假太子”；所谓“四大家族”，借用的是南明朝廷“马史王钱”四个权臣；所谓“元妃”和“三春”，借用的是南明“三帝一监国”，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正是显示《春秋》所说的“春王正月”身份。尤堪注意的是，《红楼梦》中姐妹们的好多诗词，都是套用的南明时期名士名妓的诗词，黛玉的《题帕三绝》，套用的是李香君的《诀别口占》，宝玉、黛玉、湘云的咏菊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直接搬用的冒辟疆、董小宛和杨龙友之间唱和的《咏菊诗》。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6）

笔者怀疑，洪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曾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康熙初期洪昇逃出家庭前，这时由于受家庭和师友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生活又很优裕，所以是用南明志士及秦淮妓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来写《红楼梦》的，书中所说的“末世”，指的是南明残余政权，书中描写的“金陵十二钗”，当然是以“秦淮八艳”等名妓为原型的。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当然是写妓女的小说。袁枚、明义所见到并题咏的那本《红楼梦》，就明确说“其中某校书犹艳”，应该就是前期的《红楼梦》。红学界说袁枚“此老惯会欺人”，说明义没有读懂《红楼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厚诬古人之嫌。

后一时期是康熙二十八年洪昇遭遇人生重大打击之后，盘山逃禅，举家南返，见到家园残破，姐妹夭亡，悲从中来，以自己和姐妹们的人生悲剧为基本素材，重新创作《红楼梦》。凡是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该书有两套神话系统，一个是绛珠神瑛还泪的故事，一个是顽石造凡历劫自述的故事。前一个神话系统，与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的神话系统基本相同，似乎应是早期《红楼梦》的遗存。后一个神话系统，则是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心情下创作的神话架构，这正是洪昇经历了一系列“家难”之后心情的必然流露。

《红楼梦》中揭示姐妹们命运的“判词”与“曲子”，好多难以理解，好多与姐妹们的命运并不符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也在于《红楼梦》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内容之不同，“判词”与“曲子”是早期就有的，而姐妹们的原型变了，所以变得不可理解或与命运不吻合了。其他如“真假两个宝玉”，“绛洞花王”　、“潇湘妃子”的诨名等等，也似乎是早期作品的遗存。

第二节 五个来源与晚明文化气脉

徐晋如教授在《〈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文中说，《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不过是对抗理学桎梏的“淫”风中的一个“俗艳女子”而已。晚明社会的文化气脉“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

《红楼梦》并不是晚明的作品。按红学界的通常定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创作时间是乾隆中期的十年间，似乎与晚明的文化气脉不搭界。其实，不搭界的不是《红楼梦》的“晚明文化气脉”，而是所谓的作者曹雪芹。乾隆以降，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晚明的“乾嘉学风”，其代表人物和学风特点，明显是另起炉灶，并未继承晚明的文化气脉。如以纪昀、戴震、惠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学派，以郑燮为代表的狂放学派，以吴敬梓为代表的讽刺学派，似乎都不是晚明文化气脉余风熏陶出来的。而康熙中叶以前，文坛流行的确实是晚明文化气脉。

实际上，晚明文化气脉，并非狭义的晚明，在清初又延续了近八十年，顺康两朝，文坛风气与晚明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