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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生死考验，郭群芳认为眼前学习上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功夫不到家，方法不对头。她勤学苦练，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成绩稳步上升，经过5个月的文化补习，扭转了被动局面，闯过了入系大关，第一学期的考试，郭群芳成绩都在4分以上。

哈军工学员队的干部中流行一句口头禅：我们科的学员只有成绩高低之分，而无用功不用功之别。

哈军工的学员们对时间的珍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的学员平均每天学习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如果不是军号声约束着，学习时间还会更长。中午不休息是普遍现象，星期天叫“星期七”，节假日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相当多的学员整个学期不上街、不看电影。有的学员从大学到毕业，不知道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和江心的太阳岛是个什么模样。在现代青年人看来，当年哈军工的学生无异于“清教徒”和“苦行僧”，在宛若花园的校园里，花前月下、曲径回廊，见不到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男女，只有谈论思想进步，交流学习心得的战友和抓紧点滴时间研究、布置工作的班干部。他们视学习为战斗，把学院当阵地，他们须臾不敢忘怀的是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完不成学业，毕业后不能胜任军事工程师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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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7）

这就是现代青年人难以理解的当年哈军工学子纯真圣洁的精神境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哈军工学子以“人在阵地在”式的忘我拼搏，成为那个时代的强者。

有人会说，“谭国玉式”的学员是因为基础差，才玩命苦读的，曾上过大学、数理化基础很好的学员总会轻松一点吧？罗培林是海军工程系船舶设计科学员班班长，共产党员。他是一期学员中的另一类先进典型。

罗培林是湖北黄冈县人，1928年生于大别山，从出生到少年，罗培林都是在逃难中度过的。抗战时期，姨母领他逃到四川宜宾，在一家难童教育院读书。教育院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所创办，刘校长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被日本人暗杀了。此时的教育院由刘校长夫人维持着，她对孩子们说：“如果谁好好学习，我就供他上中学。”罗培林特别用功，成绩名列前茅，他如愿考上江津九中，刘夫人一直资助罗培林读书，不求任何回报，罗培林对老太太的施教之恩感铭不忘。

1947年秋，罗培林投考湖北国立师范学院，读了两年大学，就迎来了解放大军。1949年，他在武汉参军，1953年底成为哈军工第一期学员。

尽管罗培林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可是对待学习依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始终保持踏实认真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作为学员班长，他的社会工作多，时间比别人更紧，但他善于合理安排时间，仍然保持优秀的成绩，头两个学期各门功课都是5分。

1954年7月，他们班第一次出海，上军舰实习。最初的海图作业是用三标测舰位，速度太慢。心细脑勤的罗培林总结出三条改进措施，又快又好地完成海图作业，取得优秀成绩，他又带动全班，使每个同学都取得优良成绩。同班同学夏剑晖在《工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班长罗培林同志》的文章，赞扬罗培林不仅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还能组织留苏预备班调来的同学，向班里的“老兵”们介绍经验，扭转全班在俄语学习上的被动局面。

第三学期结束时，罗培林除了物理是上等（4分）外，其余课程都是优等。这样好的成绩，他本人是满意的。

那天中午回到宿舍，罗培林看见专科主任冯捷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罗培林忙问：“冯主任，你找我有事？”

冯捷说：“小罗，你这次物理考试没考好呢，怎么是个4分？你应该取得全优的成绩，你是上两个学期的全优生，这个学期也不应该例外啊。”

罗培林笑着说：“其实4分我也挺满意，这学期我的物理学得不太理想。”

冯捷一脸严肃，坚持自己的观点：“你是老班长，现在又是党支部书记，应该带头补考物理，争取全优，为同志们做个高标准、严要求的榜样。”

“补考？”罗培林没想到科主任是来动员自己补考的。从小学到大学，只见过成绩不及格的学生补考，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良好的成绩也要补考。然而，冯捷主任那殷切的眼神打消了罗培林心中些许犹豫。

通过一个假期的复习，罗培林参加补考，物理主考教员岳宗五把他的上等改成了优等，写上一个大大的“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