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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已经被人彻底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五百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作者和编辑合起来几乎就是它全部的读者，纳税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珍重、转化和升华。编辑们也“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此外，因为前任领导层违规出卖刊号，新闻出版局已经两次亮出黄牌警告，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一桩输多赢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审理。尽管如此，换届前还有人在暗地里活动想把韩少功挤走，好像他真的非要当这个主席不行。

旧瓶子里装新酒（2）

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在不好推卸的情况下，韩少功终于接受主管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此时的他四十岁出头，可谓正当盛年，陆文夫先生信中的话更让他难忘：“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陆苏州》，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实际上，事比字要重要一些，而且字还是要从事中来、跟事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曾经以《美食家》等作品享誉海内的苏州作家陆文夫，为了照看自己病重的女儿，80年代后期很少动笔，朋友们都在为他焦急，他却不以为然。他不认为虚构小说故事获得社会荣宠，比真实生活中的骨肉之情更重要。在对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上，韩少功和他所敬重的陆文夫是相通的，况且，“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世原则”（韩少功：《我与〈天涯〉》，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想，如果真能把一些事情做好，于社会民生有些益处，少写几本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反复思考，韩少功认为，在现存的体制框架之下，充其量也只能实施一些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类期刊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曾经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的刊物跌落到几万甚至几千份以下，多数刊物实际上已经关门大吉，有的刊物靠大额财政拨款、企业赞助或被大的传媒养起来，有的干脆改变性质，从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化类读物。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要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涯海角，将一个名存实亡的刊物起死回生谈何容易，但韩少功信心坚定。眼前的困境非但没有让他畏退，反倒让他暗自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研，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以及随和，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

《海南纪实》停刊后，蒋子丹差不多用两三年的时间才梳理好心绪，投入到“吾手写吾心的快乐”中，并于1994年年底1995年年初，相继拿出小说集、散文集《桑烟为谁升起》、《左手》、《乡愁》等。此时，沉迷其中的她已经欲罢不能。况且，作为一个二十二岁开始从业的资深编辑，她“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