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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侦讯办法，一场狠打，配以灌洋油，坐老虎凳等中国文化精华，再顽强的雷诺，也得如实招来。如果，再交国防部军法局审理，军证一审终结，雷诺的刑期，非死即终生监禁。但是，雷诺享有外交人员待遇，享有租界时代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是台湾心甘情愿，请美国防卫台湾的代价，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结果。

雷诺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当晚刘窥看他太太淋浴，最初并无杀人意图，只想扣留送警。发现刘手持木棍，向他高举，有袭击的模样，喝止无效，扣动扳机开枪。他说：出事前，正关上门灯，听见太太叫他，回头一看，有只蜘蛛从浴室内爬出来，以为是雷太太怕蜘蛛，还叫她不要慌。但太太却说，有人偷看她淋浴，因此回卧室拿起手枪，装几发子弹，从后门出去，直至隔壁B2门前，在黑暗中，误以为刘持木棍为钢管，刘且着制服，以为刘要伤害他。惊恐中，射出第一颗子弹，刘中弹，向阶梯逃去，摔倒竹林边，看不到刘的脸孔，只见两腿露在地面上。回屋叫太太打电话，通知宪兵，再到室外，见刘侧身屈膝走来，耽心刘有枪，乃再发一枪，击中要害。总之，雷诺说是为了“自卫”。＇5＇

这样不合情理，不符常识的供词，当然没有一丝真相。后来，在法庭上重说一遍而已，和雷诺扶着《圣经》时所宣誓的“一切全是事实，全部的事实”（Nothingbut　truth，the　whole　truth）背道而驰，不仅欺蒙法官，更欺蒙上帝。台北报纸的评论，称为“好莱坞剧作家式的灵感”，可说既讽刺又真切。

根据中国刑事专家，从现场勘查反得的结论，其中疑点甚多，且分志如下：

第一点，雷诺所说向“死者”刘自然举击之第一枪，是雷诺太太在浴室内淋浴时，发现有人在窗外窥视，雷诺即携枪自后门出来，走到隔邻前面转角处，操中国话向“死者”说“等一等”，“死者”闻言后，手持棍向雷诺走来，雷诺为了自卫发射第一枪，“死者”即倒地。根据雷诺之所说及现场的位置，不无疑问，按一般常理的判断，如有人在窗外窥视他人淋浴，被人发觉问话，焉能不逃去．若逃一定向发觉人相反的方向逃，还会持木棍向发觉人攻击，确实难信。同时雷诺站的位置下面，即有60W的电灯光，浴室亦有灯光外泄，证明该处灯光很亮，雷诺为何说看不清楚。

第二点，雷诺说向“死者”放射之第二枪是要进内告诉太太，打电话给MP时，发现死者用手按腹图逃，乃开第二枪，死者中枪后即向暗处逃去，雷诺说发射第二枪之位置与刘中枪之位置的中间距离约十四、五英尺，但是经法医检验“死者”枪口处有火药，直径约一英寸，根据专家及书籍上的说明，枪伤口处如有火药，发枪的距离应在十六英寸以内，那么雷诺发射之第二枪的距离在十四、五英尺之距离，“死者”枪伤口处何来火药？

第三点，两声枪响是连续发射，还是中间有距离？据雷诺说是有间隔的，但有阳明山某单位电话总机值勤的人员说：曾连续听到两声枪响，另有一位宪兵亦听到，如以上的证据是对的，此两枪的间隔时间不无疑问？

第四点，“死者”刘自然尸体发现之地点，是本案最大的疑问？根据现场之勘查，“死者”身中第二枪之地点，与尸体的距离如用直线测量有五十七米半，如“死者”沿着道路逃至伏尸地点的距离约近一百米，试问身中两枪的人为何会负伤逃至如此之远！同时“死者”由中枪处至伏尸处，途中要经过崎岖不平的路及一条小河沟，再走下有斜坡的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五点，“死者”伏尸在地上的形状，是头部朝雷诺住宅的方向，根据地形来判断，“死者”伏尸的地点是一个斜坡，假使一个受伤的人用双手按腹弯腰由上坡冲向下坡时，在支持不住伏在地上时，其尸体的头部一定与前者形状相反。

第六点，案发后，所勘查之现场，死者中第一枪处、第二枪处，以至死者伏尸地点所经过之道路上，均未查验出血迹，试问一个受枪伤的人经过几个移动的现场如何没有血迹？

第七点，雷诺所说“死者”手持木棍走过来，为了自卫开枪射击，所谓“死者”手持这根木棍，系认为是“死者”所持之武器，但是这根木棍是在现场竹林中间地点寻出来的，是一根有手拇指粗细的樱花树枝，一根树枝，并不对雷诺的生命构成威胁。＇6＇

我们站在被告雷诺的立场，为了卸罪，编织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说词，为理所当然。

警方无能为力，法院奈何雷诺不得，只剩下外交交涉一途。由外交部长，诗人叶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