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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祚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6＇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