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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蒋到反蒋（4）

关于这一情节，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

我接到其报告书看了一遍之后，便认为要立刻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我这样一说，汪先生却说出：“这是没有关系。”遂仍照原文交给蒋介石看了。182

从这些记述与回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是由日本还是由高宗武首先提出要汪精卫“出马”的问题，毋庸置疑，是由日本方面提出的。否认国民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1月16日以来，日本一贯的灭华方针。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屈服”的必要条件。12日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5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中，也都把蒋介石下野，分裂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使中国“屈服”的条件。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汪精卫；分裂或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人选，在日本看来，也只有通过汪精卫才能实施。

第二，汪精卫所以敢于让写有“汪先生”名字的报告，不加删改的交给蒋介石看，既说明他决心充当日本的侵华工具，又说明他有恃无恐，妄图凭借日本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

那么，蒋介石对此是何种态度呢？7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有：“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但他并未具体写明蒋的态度及处置办法。只是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蒋介石在看过高宗武的报告后，便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事前已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183

如果周佛海的回忆是真实的话，说明蒋介石当时不知底里，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当成一般问题予以处置。“但是经过三天之后，蒋介石便招呼陈布雷，以怒气满面地说出：‘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184

这说明蒋介石的态度是很明确和坚决的。但是，周佛海并未由此停止其通敌活动。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其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其使用。他说，由于蒋介石下令停止付给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愿负责任的我，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当时我因为担当宣传工作，所以便将宣传费的内中，每月提出了3000元给他用，并请其‘暂时再观形势吧！无论如何你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185

周佛海敢于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并擅自从宣传部的经费资助高宗武留在香港，继续暗中通敌，说明他与蒋介石之间，在坚持抗战还是与日本谈判和平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深。这种政治上的分歧，必然发生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这就是由拥蒋而转变为反蒋。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种态度的变化越来越强烈，以至最后促汪反蒋，另立反蒋*“新政府”。

从拥蒋到反蒋（5）

6月上旬，日军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行动。日军分两路，一路自合肥南下，一路由芜湖西上，于13日占领安庆，接着逆水西上，陷马当、彭泽。7月4日占领长江咽喉湖口。26日攻古九江，取得了攻占武汉的桥头堡。江北之敌，在连陷安徽舒城，桐城之后，接着占领了潜山，从而控制了大别山右翼的战略据点。江南之敌，于8月24日攻占江西瑞昌，接着向赣北进攻。10月5日，江南日军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9月6日，广济、武穴相继陷于敌手。29日，长江要塞田家镇失守。10月19日，日军攻占湖北浠水，直指武汉。与此同时，江北日军在相继占领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潢川、罗山之后，于10月12日占领豫南重镇信阳。从而形成了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态势。

在武汉保卫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决定利用武汉地区的有利地形，调集百万大军于武汉周围地区，以图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当时三个月的持久战斗中，战局时有顿挫。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本应配合武汉会战，大力进行鼓舞士气、发动民众、支援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但周佛海却消极应付，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又加上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