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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一以贯之

——关于“财经观察”的问答

…Q：杨哲宇（本书选编者）

…A：胡舒立（《新世纪》周刊总编辑）

…Q：《财经》是1998年4月创刊的，但“财经观察”出现得好像晚一些？

…A：我记得是从1998年8月开始的。为了谈那年增长率“保八”的事，王烁让我写一篇评论。写好后，他希望我每期都写，后来就按他的要求坚持下来了。当时，《财经》全职人员只有四五个，我是主编，王烁是执行编辑，其实就是第一“大编”了。从那以后，他也一直是“财经观察”的编辑。

…Q：你是记者出身，对写评论有特别的偏好吗？

…A：说实话，我很喜欢写评论。上大学时，我评论课的成绩就比较好，后来也很希望有机会写社论。不过，机会并不很多。我一直认为，写评论，特别是写社论性质的评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社论是报纸的旗帜。”在传统“党报”体系中，发表社论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对此观点我也是深以为然。所以，《财经》创办之初，并没有搞社论或是有社论意味的评论。8月那次尝试之后，我受到鼓励，就以个人署名文章的形式来写每期的准社评了，叫“财经观察”。这篇东西放到杂志的最后一页，也是想低调一些。

…Q：这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评了，有点类似香港《信报》早期社评的形式，由本人署名，对吧？

…A：这是我们的一种探索，与传统社评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初，《财经》是月刊，“财经观察”每月一篇，主要都由我自己来写。后来，杂志变半月刊，再办双周刊，节奏越来越快，所涉问题也越来越广泛，我就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独自操作了。最初，绝大部分还是我自己干，最近一两年，许多都是请记者或我们的经济学家起草后，我再来修改，你的编辑工作也值得肯定。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王烁，他始终负责题材的选定和最后的编辑把关，十几年如一日。在《财经》内部，大家都明白，“财经观察”虽然由个人署名，但不是纯个人栏目。“财经观察”从确定选题到最后的发稿，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财经观察”作为署名文章，一方面，具有个性化色彩，我有义务和责任将其做好；另一方面，缺点由我负责，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

…Q：今天再读这些文章，特别是处在当前这一你职业生涯的特殊时期，你有什么别样的感触吗？

…A：它们应该是我担任《财经》主编11年职业生涯的一个侧面记录，很有意思。其实，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唤起当时的一段故事，可惜现在没有时间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串起来。在《财经》成立五周年的时候，就曾想过出一本书，叫《我与“财经”》，当时想把所有的“财经观察”背后的故事串起来。很遗憾，一直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十周年的时候，就更没时间去干了。但是，这件事情总有一天是可以做的。把每年的文章精选出几篇，再配上当时的故事。

…Q：我们常说新闻作品是“易碎品”，现在让读者回过头去，重读这些文章，你认为价值何在？是否可以说，它提供了一种思想史，更具体地说是中国改革思想史意义上的史料？

…A：说是“思想史”之史料，可能过誉了，但对读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参考价值吧？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其一，新闻的易碎性，这确实是我们常讲的话题，也是客观存在。其二，正是知道了新闻易碎，我们才希望自己的作品不碎，至少不易碎。我在1994年出版的那本《改革没有浪漫曲》后记中写到，新闻本身是易碎的，但新闻记者对于永恒性的追求是始终不渝的。我是从日报的新闻记者做起的，这么多年，想的就是能写一点有生命力、以后看了不遗憾或少些遗憾的东西。后来，有机会做《财经》杂志，更是怀着这种心愿来做编辑、做记者的。

【序言】（2）

…Q：《财经》希望其作品“不碎”，其标准是什么呢？

…A：“不碎”当然也是相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有个标准，就应当这样衡量：作为时代的记录员，在每个时期写的作品，固然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但要寻求超越，从而能够经得起更长时期的历史考验。

…Q：这也许正是《财经》之所以为《财经》的原因，写“财经观察”时这种意识是不是更强烈？

…A：我确实希望，这约1700字所表述的东西，能在比较长的时间站得住脚，回过头来看不感到脸红。1700字的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