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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购政策中，低价格固然是重要标准，但仍需从材质、耐久性、性能、品质等技术标准，交货期的稳定性，不良事故的应对能力，甚至今后设计变更和能力改善等综合方面（即使形状相同），具备针对零部件和零部件制造商的评估体制。而且，随着自产零部件部门外部转移，上述评估体制更有待加强。

上述经营方式与其说是零部件外购战略问题，倒不如说是过度依赖外部咨询顾问的提案而产生的问题。规模利益至上（全球生产规模不足400万辆即脱离世界汽车制造商行列）、全盘外购政策（为实现降本，节约内部资源浪费，不仅外购总成和零部件，而且对外转移全部开发业务）和美国开发生产小型车无利可图的理念最初也源于咨询顾问的提案。然而，美国三巨头不对上述逻辑的合理性进行充分的研讨，而是反复尝试其他较为容易的方式方法。

咨询顾问提案只在当时存在合理性，却忽视了市场趋势转变、劳动力成本变化、全球新兴国市场扩大、燃料价格变动、环境问题严重等因素，因此需要根据条件变化适时修订。

自产零部件部门外部转移和零部件外购政策是改善过度膨胀的零部件自产事业部门高成本体制的最佳措施。但是，汽车制造商为抢先垄断自产零部件部门和零部件制造商自主开发技术，有必要参与开发或进行共同开发，而且，保持强大潜在竞争价值的零部件自产体制也是一种发展方式。美国三巨头的问题在于整车生产和零部件采购、开发基地和经营中枢紧密联系缺失所致。

模块化外购战略失败

对美国三巨头而言，模块化外购战略是实现外购政策目标…削减零部件成本和零部件开发成本的最佳方式。

模块化即总成零部件。汽车总计由3万个零部件组成，由于数量之多，很难在某处集中完成全部组装工程，因此，先组装部分零部件，然后逐渐添加零部件。最终组装成约300个单元和系统零部件，由零部件制造商向汽车制造商供货，汽车制造商再将其组装到自产的车身和发动机等构造上，最终完成总装。模块化方式即提前组装比以前更大的总成（模块）零部件，并供给汽车制造商的供货方式，把零部件和单元组装成模块，向汽车制造商供货。由于模块组装方式使零部件制造商员工接手此前汽车制造商员工的组装工作，因此，仅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制造商的员工工资差额就可达到一定降本作用。除此以外，以模块化组装为前提进行设计，就可以简化单个零部件的组装设计，进而减少组装工序。此外，如果与周边零部件一体成型，则可能减少零部件使用数量，实现产品轻量化和小型化，甚至也有可能创造新性能。

咨询顾问误导实体经济（2）

因此，美国三巨头不断加强模块化开发，增加对模块制造商的外购量，并借机把模块构成零部件采购由从汽车制造商直接采购转换为从模块供应商间接采购，从而加强与贸易零部件制造商间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零部件制造商为成为模块供应商并获得订单，为以传统自产零部件为主并获得模块组装所需的周边零部件，不断与相关零部件制造商进行重组、收购、合资。

然而，即使模块供应商有意对组装所需的周边零部件进行生产管理，但由于完全缺乏经验，因此很难形成设计和开发能力，从而也就无法形成管理和评估能力。因此，非模块供应商的构成零部件由汽车制造商重新选定，模块供应商使用事先确定的组成零部件组装模块，其结果促使模块供应商逐渐集中致力于组装业务，不再培养涉及模块整体的设计开发能力，导致模块化效果低于预期。即便如此，部分大型零部件制造商仍力争增强模块化效果，致力于获得模块化所需的外部零部件相关的广泛设计和开发能力。

由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转为模块供应商是带有巨大事业风险的体制转变。在汽车整体市场运行良好、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模块供应商没有需求变动的风险，如果实际需求量低于生产预期、生产计划难以完成，那么此前由汽车制造商承担的关于模块组装方面的风险将转嫁给模块供应商。届时，模块供应商必须承担模块生产所需的夹具、工具、组装线等设备投资折旧费用。具备独立收益体制的模块供应商在模块生产顺利之际已经形成，因此，由需求变动和竞争力下降等因素引发的生产风险也将由模块供应商替代汽车制造商来承担。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汽车市场持续平稳的发展阶段，成为模块供应商、成为接受汽车制造商直接订货的一级零部件制造商就意味着商业上的成功。在2001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