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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几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致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栝，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吗？……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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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人格理念

虽然同属于改良派的阵营，但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还是大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给黄兴写信，还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他才34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将自己的文牍交付梁启超，嘱其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志士曾派人与之联络，表示当保护营救，他毅然回绝，并告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9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殉难。

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半在甘肃度过。他的父亲谭继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随父在府中读书。他也曾朝着西北的更西方向驰驱，远走大漠边塞；也曾和仆从一道，张弓纵鹰，与边民同在凛冽朔风中疾驰竞猎。他曾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复七昼夜，行程1600余里，返回后，髀股被马鞍磨至血肉淋漓。

他在被捕候刑期间所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十余岁时，他即对王夫之的思想大感兴趣。一方面是压抑了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一方面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深植胸中，他顺理成章地厌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举，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后来他和北京的义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基础就是他的学养所致，尤其是其中民本思想影响最大。

后来梁启超向他的学生吴其昌谈及戊戌人物。梁先生说，大难临头，光绪帝央求英国使馆护送康有为出京，并未求日本使馆。但当时日本使馆早奉有保护*之密令，于是自献殷勤，努力营救。

梁启超最钦佩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