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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她去种菜路过家门，总要来坐坐，把新收下的蔬菜、嫩玉米、白薯带给爷爷奶奶尝尝。爷爷奶奶总是关心地问起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农家的生活，过年过节也总要准备一份给她的礼物，如一包蛋糕、一斤苹果。淑兰常对我讲：“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都是自命清高的人，特别是著名的科学家，我们更是不敢接近。没想到你爷爷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了解我们贫下中农的心。”

“*”中，她看到爷爷被审查，心里大为不平。“历史上的事都过去了，他们还想把爷爷怎么样？有几个人能像爷爷一样抛开国外的荣华富贵，回国参加建设的？”她常常这样对我说，但她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一有空她就来家里和爷爷奶奶谈心，讲些笑话，让爷爷开心，有时还帮爷爷奶奶做事、买菜，带些新鲜蔬菜给爷爷奶奶。后来他们公社的土地都被征用，盖上楼房。全部社员变成了工人，她也当上运输工人。但她每次来，仍带点新鲜的玉米及红薯给爷爷奶奶。每次爷爷奶奶总要问：“是你家的地里种的？”为了逗爷爷奶奶高兴，她也总是回答：“是我们种的。”其实这都是她在街上买的。

由于科学院多年来没有造房子，住房相当紧，许多新婚夫妇无房可住。我们一家人住的房子又搬进来两家新婚夫妇，再加上数学所的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也住进我们的单元，出出进进的人都要受他们的监视。他们见吕淑兰常来常往，就对淑兰说：“你要划清界限。”让她不要来找爷爷，甚至想查吕淑兰的家庭出身。

吕淑兰对我说：“怕他们做什么，我是贫下中农出身。我还想查查他们几个的家庭出身呢！他们越说，我就越来。我来你家，才正说明爷爷和贫下中农是一条心。”她说这个话，完全是为了保护爷爷。

我离开北京以后，淑兰一直关心着爷爷，她告诉我，将来爷爷定了案，她要接爷爷奶奶去她家住。爷爷希望自己的问题有个结论以后就退休，但是留在北京还是去广西，没有决定。谁知爷爷没有能等到“*”结束，就离开了我们，因此他也没能去农村，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心愿。

爷爷不幸去世后，淑兰继续关心着奶奶，一直到奶奶搬家离开中关村。爷爷喜欢年轻人，年轻人也喜欢他，从他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