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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王国维的故宅倒下了，一座座高楼在清华园里垒起来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施工的铁铲也顺势把梅贻琦校长的这句话砌进了不见天日的地基里。一栋栋楼房像千千万万个庞大的喇叭被放置在时代的主席台上喊话：这是一个不要过去，不要反思的年代，生活的诱惑，已使人无暇顾及物质本身，不管获取什么，获取本身就是一切。

王国维当年说：“精神之存亡，不是凭达官贵人之权势所能左右；学问之兴废，也不可以‘有用’、‘无用’之功用为标准；大学教授不应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国家最高之学府不当等同于工场阛阓。”可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但太早，声音也太小。

二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又字伯隅。国维取意于《诗经》的“其命维新”（《大雅·文王》）。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一个世代读书门第。父亲王乃誉这年正在江苏溧阳县衙做“师爷”，母亲凌氏在王国维不到三岁时便撒手人寰。凌氏夫人出丧那一刻，盖棺、上钉，凌厉欲绝的唢呐，凄凄惨惨的螺号，满屋遍巷的纸人纸马，让这个黄口孩儿一跳出襁褓就掉进了命运掘好的冰窟窿里，王国维终生为憾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此时落地成形。

王国维“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虽然他有着少年应试，一试即中秀才的光荣历史，但自此后，科举的道路再也没有投递给他一个善意的笑脸。科举的坎坷失意，使王国维痛下决心另觅新路。

他一生所处的时代，如同他家乡浩渺迷茫、大涨大落的钱塘大潮：甲午之战、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时的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出荒唐的杂耍戏。

1898年春天，王国维辞去了在家乡的塾师之职，在同学徐家惺的引荐下，来到上海的十里夷场应聘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创办，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是变法由口号转化成行动的一个标志，就如同后来的《新青年》启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时务报》的刊行，使之成为“戊戌维新”紧攥在手中的指南针。不等王国维反应，一睁眼就已身在维新猛士的行列当中，这为他结交有识之士及后来的出洋留学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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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2）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慕已久的维新领袖梁启超，他们直至二十多年后才在清华园里会面。

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打工，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读书。

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具备了后来外语专科学校的雏形。这个学社的开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那时不能负笈出洋的学子渴望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为稍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着了先鞭。

尽管王国维为边工边读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萎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机四伏、社会的百孔千疮，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此时的王国维主张脚踏实地、少说多做，并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么事情都寄托在光绪帝的“变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纸诏书中国就从此由弱变强，比如兴办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可是王国维的思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样，只能存活在缝隙和褶层之中，因为没有时代之光的辐射而更加扁平。

在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国维迷上了文哲之学。三个月后，皇帝被慈禧软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曾给王国维那一代人带来过希望的“维新变法”，像一座建在暴风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风雨，也免不了被雷电劈中，在大雨中烧个干净。

三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修数理之学，后因养病而回到海宁。

王国维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早醒来的知识分子。他早已懂得，单凭引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足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民族。到外国求学，他把目光盯在了西方的人文科学，试图引西方哲人的智慧之水，将中国破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