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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有时我也想，要是自己是个傻瓜，低能儿，还更好些，无忧无虑就是福。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中专生都不如。

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1）

几天前还是晴朗的大热天，昨晚窗户突然咣当咣当地响，半夜里听见沙沙的雨声，接着噼噼啪啪下了一场暴雨，借着风势，更是满天飞舞，一下子天气凉爽了许多。今天又下了一整天，傍晚狂风疲倦了，雨还在下，但不象昨晚那样愤怒。鸟儿不懂事，吱吱喳喳叫得正欢。我被困在家里，想着求学无门，每天都有让人心烦的事，我的心情坏极了。难道人生就一定要充斥着不满、悔恨和抗争吗？就连亲情之间也是烦恼丛生，难解难分。

本来每个家庭都有爱，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温馨可贵，无私和值得怀念。但是爱得不当会引起恨，恨又往往是出于爱。这种关系说不清，理不明。只有痛永远留在心里。一般人也不肯轻易暴露家庭中这不光彩的一面，因为爱面子，很少有人会主动说出来。在众人面前总要故意炫耀，粉饰一下“太平盛世”。而我为了爱，愿意做一次“现场直播”，希望母亲不会怪罪我。

我有一个大妹，小时候她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只是不善言语。有一天家人照看不周，大妹从楼梯口跌落下来，头部重重栽在地上，送到医院已昏迷不醒。记得当时我赶到医院，看到的大妹已是面无血色，头上扎着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子，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坐在大妹的病床边不住地流泪。病房里静得出奇，我顿时感到世界一下变得不可思议，仿佛来到另一个人间。跺着双脚，我嘴里不停地唸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早上还好好的……”我想哭，却又没有眼泪。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瞬间变成这模样，偏偏又是我的大妹。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这世上就再没有大妹了吗？我真想替大妹去受罪，让她坐起来，让她出去外面玩耍。我看母亲心如刀绞，已经说不出话来。亲戚们陆续来探望，一见面就问：“还没有醒过来？”祖母一直在唠叨：“太不听话了，太不听话了……”埋怨中更是带着爱和担忧。我怕母亲更伤心，只好安慰大家，拼命找出“不要紧”的依据。护士一会儿来察看一次，医生不时来检查，照例一声不吭地走了。大家再三追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是含糊地应着。我知道伤势是很严重的，晚上将是判决生死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几次从梦中惊醒，朦胧中很怕听到不祥的哭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家里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整夜在病房里看护，一大早祖母就赶到医院去，我略微放下心。不久听到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说大妹醒过来，知道饿了。我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才掉下眼泪，急忙带上吃的，直奔医院。大妹鼻孔里的管子已被撤走，眼睛无力而柔和地张着，一直望着我走进来，大概嘴里还喊不出“哥哥”。

大妹伤好以后，显然留下了后遗症，变得有些固执和傻气。加上后来又有几位弟妹出生，母亲好像不再喜欢大妹了。尤其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家境大不如前，单靠父亲一人菲薄的工资收入，显然入不敷出。要养活一大群孩子，持家十分困难。母亲每天忧心忡忡，有时就把怒气撒在大妹身上。甚至有点歧视，竟不让大妹跟我们同桌吃饭。只有父亲从外地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大妹才有了“自由”。母亲还老是拿眼睛瞪她，大妹吃多了，就骂她馋，而对两位弟弟，却硬逼着要他们多吃点。

大妹因此养成怯生生的样子，只要母亲不在家，她就跑到厨房里偷吃食物。有一次被我撞见了，她慌忙躲到门后去，后来知道藏不住，才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饼干，两只眼睛死命盯着我。看到大妹成了这样，我痛心疾首，恨母亲教育不当，不该重男轻女对大妹另眼看待。

也许大妹真有点傻，还没有读完小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她送到工厂去当学徒。大妹才刚工作一个月，母亲又要大妹把原来就不多的工资全交给她。家庭经济虽有困难，但这样对待大妹，也太不公平了。

1958年“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