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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党委决定调我去渠道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去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

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也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关心和爱护我，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都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指导员有时就亲自替我发放工具。

不久据说是渠道工裎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到指挥部去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时候是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去了解情况。

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身价就大不一样。要是上级再赋予一定的权力，一个人就会不自觉地威风起来，那些道德败坏的官员，也往往就是这样造就起来，这样作威作福来糟蹋别人的。（待续）　。。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3）

在渠道工地度过半年时光，庸庸碌碌、平平淡淡，自己又很少参加劳动，行动也十分自由，还经常因“公差”回到家里。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不深，人生就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过后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回忆的。相比在水库工地劳动，感到人生乏味多了。

跨入1960年，“共产风”再度刮起，国民经济已明显衰退，“大跃进”的后遗症，使农业减产，粮食紧缺，市场上物资供不应求。但不切实际的计划仍在进行，全省大学又破格进行春季招生。

我从报上读到这则招生广告，心想，既如此需要人才，此时又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大概再不会“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吧！何况我又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工地领导对我的印象挺不错，也支持我的看法。

3月10日我请了假，再一次不甘心失败地走进考场。虽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复习功课，凭借过去掌握的知识，在考场上我还是应付自如。

可二十天后寄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是第四次。街道党支书明白告诉我：“你在街政府和渠道工地的表现都很好，我们如实反映了。但是你与海外通信搞集邮的事，公安局仍有疑问，我也无能为力。”

也许是习惯了吧！我对自己的命运不再表示异议。虽然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却觉得十分衰老。希望一次次地破灭，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我的“政治条件”。斗大两个“政治”压得我动弹不得，全身萎缩矮小。

我实在不明白，我满腔热忱，以为报纸是宣传用的，让华侨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件好事。仅仅寄过一次，还是剪报，当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又主动向政府交代，满以为对党忠诚老实，不料却遭到如此怀疑、不信任，竟因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我感到前途暗淡无光，意志消沉，行为又开始放纵，甚至怀疑还有改变的必要。我只好从渠道工地退场回家。

这一年夏季高等学校招生，我再没有勇气去碰它。后来听说这一次几乎是“全收割”，全省仅四十八位考生没有被录取，恐怕主要还是“政治不合格”，我有点后悔，不该没有坚持下去，难道我当真会成为全省这“一小撮人”中的一个？

我曾想过，还是当个傻瓜吧！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理想与前途，爱情与奋斗，都跟我无关，岂不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幸福？正如歌德说过：“他们在一个小天地中平安地过活，看到叶落时，除想到冬天来了之外，别无何等忧虑来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

那时我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海里，想以此逃避现实。这个“恶习”始终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