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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把骨头。

接着还发生了许多故事，但这与我们这本书已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对女人的那份贪婪想像，这三个风流倜傥的纨裤子弟最后付出了死亡的代价，被枪毙前的那个夜晚，C整整哭了一个夜晚；而H则向狱警要了两瓶黄酒，一边喝着黄酒，一边与狱警下着象棋，度过自己短促生命的漫长一夜，也是最后一夜。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故事距离今天刚好也是20年，而今天距离那份有关“黑灯舞集团”的调查报告发表之日已有40年。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三个纨裤子弟的“罪行”或许还不到该杀头的地步，而那些被指认为遭到强Jian、遭到轮奸的女人，那些理应为自己的不幸命运愤怒控诉、激烈咆哮但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沉默无语的女人，她们中又有多少人与这个轮奸集团其实有着的是半推半就的关系呢？真相或许永远被埋藏在历史的烟尘中了，也只能被埋藏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从1982年到1984年，在逐渐开放起来的上海，伴随着人性的复苏便是欲望的复苏，而反常的欲望中隐藏的多半是邪恶。假如，在上述这些年份，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在主流社会而且在民间社会依然成为主导，那么，可以设想这么一点：小白面的黑面抄中至少不会写有320个女性的名字，也许会有3个或2个名字，绝对不会超过32个。当然，没有这样的假设，也不会有人需要这样假设。

站在一个严酷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角度，1984年的“黑灯舞事件”只是一个社会在换取它不断进步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这代价包括三条人命在1984年某个早晨被消灭；而站在一个新世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1984年这些热衷于攀龙附凤的女人，这些渴望在上海“上只角”中寻找到她们生命的全部理想的女人，真正痛苦的并不是在这些“迷人的夜晚”被纨裤子弟强行掠夺掉了自己的Chu女膜，她们最大的不幸是在踏入高干子弟家门前那一瞬间所拥有的卑微和下贱，正是在这瞬间，尽管她们什么也没丧失，但其实她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生而有之的那份尊严，因此，其实她们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脱光了衣服。

在香港一侧成为万元户（1）

八十年代中期，时代的板块开始出现了多条裂缝：一边是国家机器发出着“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号令，另一边则是民间社会有了自己的全新偶像：万元户。这时，在中国南方，在深圳黄贝林村的某个单元，住进了一个来自中国最大城市的女人，在这个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二奶村”中，她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香港工人的“二奶”，她在这么做的时候，获得了她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或者说获得了生命中唯一可以依靠、信赖的东西：一万元人民币。

整整一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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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的八十年代，全体中国人民还普遍地处于赤贫，这个叫李虹的上海女人在南方却成就了她部分的梦想，她成为了一个“万元户”，这堪称一个上海的小小传奇。

这个传奇开始于很早很早的时候。

更其遥远的七十年代。

是尤大宝在“马咖”中一边呷着小壶咖啡，一边打听着当时中国的各种小道消息的时候；是孙翔正经受着《少女的性》和他白皙而丰满的同事这双重诱惑的时候；是张震和彭寿康两人正在“小包手”沙发、电子管收音机上表现着那个年代时尚感觉的时候，那时，朱寿昌先生还要耐心地等待不少时候才能得到父亲的补发工资换取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在上海市卢湾区的徐家汇路上，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正在某南货店中做着今天的收银员工作。

前面已经说过，她叫李虹，毕业于比乐中学，因为“独苗”原因，避免了当时上山下乡的命运，而以“上海工矿”的档次进入了糖业烟酒公司。

在同时代人中间，女人李虹颇有优势：她身高1米63，这是七十年代的标准身高；她有一张“小花”般的脸，这是七十年代的基本审美；关键是，在她的衣服下面，有着那么青春、庞大的一对Ru房，这让她在七十年代普遍平胸的女人中显得卓而不凡，引得多少轻狂少年为此神魂颠倒。

李虹与爱情的第一次“触摸”是在中学期间，尽管，这次“触摸”以失败告终。

那天，班上一个男同学找上她，随后挺神秘地送了她一张《买花姑娘》的电影票。头脑始终相对简单的李虹什么也没有想便接受了对方的馈赠。她没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