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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穿女式服装，我不化妆，或携带女士包和像女性一样做事。我的男朋友对我说这是我之所以被人纠缠的原因，而我知道这是事实，但我拒绝那样做。穿着女式服装很不舒服。不能像现在这样坐着。就好像你有固定的走路姿势一样。化妆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细微差别。霍利·丹佛尔：《性别倾向——面对双重性的局限》，第128页，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布鲁明顿，1989。

不平衡的性别权力与根深蒂固的心理禀赋的结合把双重的性分化牢牢地固定下来；但在原则上，对事物可以进行完全不同的组织。由于解剖学已不再是最终目的，性认同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生活方式问题。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性差异将继续与类的繁殖机制联系起来；但这些差异已不再有充分理由在行为和态度上与明显的断裂达成一致。性认同可以通过与表象和行为举止相关的各种性格构造来形成。两性同体的问题将根据可证明为受欢迎的行为来解决——而别无他法。

性认同的问题是需要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然而，似乎非常可能的是，这是约翰·斯托尔坦伯格称作“拒绝做人”的一个因素。约翰·斯托尔坦伯格：《拒绝做人》，方塔纳出版社，伦敦，1990。拒绝男性性征与接受女性性征并不是一回事。这又是一个伦理建构的问题，不仅把性认同，而且把更广义的自我认同与对对方的道德关怀关联起来。荫。经是存在的；男性的性仅只是生殖器，即男性性征的自我核心。有些信仰适于男人而不适于女人，反之亦然，这一想法随着生殖器逐渐萎缩成荫。经而可能消失。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和自然界的控制和男性领域通过“理性”而成为焦点。理性在有序调查的指导下脱离了传统和教条，同时也脱离了情感。如我所说，这与其说是巨大的心理压抑过程，毋宁说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制度分化，一种严格遵循性别路线的分化。把妇女与非理性相等同，无论在严肃的气质上（疯狂），还是在看似不太重要的时尚上（妇女作为变化无常的生物），都把她们变成了现代性的低级情感劳动者。由此；情感以及情感所激发的社会关系形态——爱和恨——都被看做难以熔锻的伦理思考。理性砍掉了伦理学，因为很难找到经验论证来证实道德信念；然而，这也因为道德判断和情感被视作反伦理的。疯狂和变幻——无需任何努力就能看到这些与道德要求距离多么遥远。

弗洛伊德通过阐释女性心理重新发现了情感，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情感仍然与理性要求紧密相关，不管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受无意识的隐蔽力量的支配。“没有什么能够……像思维那样搅动情感”：随着其因果力量的不断增长，情感仍然是理性的另一面。情感与伦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许它们被推得更远，因为“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一命题意味着理性领域可以得到实质性的扩展。如果伦理需要存在，那么，那就必须存在于公共领域；但事实证明这难以表明它们的合理性，它们易于受到权力的攻击。

充满激情的爱原本是许多激情中的一种，对此的阐释易于受到宗教的影响。大多数情感倾向都可能是激情，但在现代社会中，激情被缩减为性领域，而一旦进入那个领域，其表达就越来越悄言无声了。今天，人们不情愿地或窘迫地承认有激情这种事，甚至在性行为本身这方面亦然，这部分因为它作为“强制力”的地位已被癖好所篡夺。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激情在给我们提供安全的日常生活背景中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我们视之为信仰的动力的话，谁能够没有激情地生活呢？情感和动机是内在相关的。今天，我们认为动机是“理性的”——如在企业家方面就是对利润的强力追求——但如果情感完全抵制理性评价和伦理判断，那么，动机除非作为目的的手段或作为动机的结果，否则就永远得不到评价。这是韦伯在解释早期工业家的动机时所看到的，他认为宗教信念给这些工业家以动力。然而，韦伯把现代性的特殊问题视为当然的事，甚至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这个特殊问题就是评价情感的不可能性。

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情感问题并不是恢复激情的问题，而是要为评价和证实信念而发展伦理准则的问题。治疗专家说，“了解你的感情。”然而，在这方面，治疗与现代性共谋。其言外的规训是“评价你的感情”，而这样一种要求不能仅只是心理交往的问题。情感不是判断，而由情感反应所激发的倾向性行为则是判断：评价感情就等于要求建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