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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猴子深秋的阳光明亮而犹有余温，冬的压力，轻轻的，从遥远处，向大地挨近。这季节，也许是人心最柔软的时候罢！

一个脏老儿坐在马路旁边向行人讨钱。

那老头儿，总有一年不曾理发洗头了吧，头发昼夜磨擦衣领，刷上很厚的污垢。脸上，那足以和头发相称的胡子，也把胸前的衬衣染黑了，前后连接成一张软枷。油腻的流汁从些沿着夹克上的纤维向下侵蚀，直到尽头，几乎要从那一线堤防上溃决。

人家说，头发里的油垢是生命力的表象。这老头儿的生命力都在什么地方消耗掉了？为什么不把自己弄干净一点？整个夏天，用自来水是不必花钱的。

如今，他坐在路旁的消防栓上，那不是一个人类能够坐稳的地方。他有一顶尚未变形的帽子，这是很重要的道具，在大厦门前的水泥地上睡眠的时候，他用帽子盖住脸孔，现在，他望着身旁的行人，从头上摘下帽子，举在空中，谄媚的笑着，转动脖子，期待施舍。

行人很多，没有谁注意他。美国的乞丐大都给人一种可畏的感觉，他们有尊严，令人联想到赤脚的人不怕穿鞋的人。这老头儿完全不同。也许他的身材太小了。

没人瞧他，只有他努力的、充满诚意的注视别人。他注意每一个人，朝他摘起帽子，从胡须的隙缝里放射笑意，目迎目送。一个希望破灭之后，耸一耸肩膀是另一个希望。他不停的摘帽戴帽不停的耸肩，动作完全机械化，这种动作不像是人的动作。

不管如何，他是诚心诚意的做下去，这里面有他盎然的生命力，直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孩经过。自“皇帝的新衣”以来，世上有多少事情坏在孩子的一张嘴上。

母亲拖着孩子快走，孩子却迟疑，留恋，不肯马上离开插在消防栓上的这个怪物。他用孩子特有的清朗的高音问：“妈，它是不是一只猴子？”

帽子停在空中，笑容僵在脸上，目光打落在地上。

他奋然起立，戴上帽子，拉一拉夹克，吓跑了母子。其实他不曾把那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朝百货公司走去。

他不会是去买东西吧？不会。我想，他是去找一面镜子。

胸像如果安放在纪念馆的胸像忽然说话，定是你永生难忘的经验。回忆起来，那天的事几乎就是如此。

夏季常有这样的好天气，气温三十五度，浮云蔽日，海风习习，扛个木架摆在路旁做小生意的人都出来了。有个中国人占了一小段地方，架起他替邱吉尔画的像，他替玛丽莲·梦露画的像，打开一把椅子。你如果坐上他的椅子，他就替你画一张，使你感觉足与邱翁玛姊并列。

起初，我没有看见那画家，也没看见邱吉尔和梦露，我的注意全被一尊胸像吸住。当然，我是说令我立即联想到胸像的一个人。他的两臂，在我们的Ｔ形汗衫所及的地方截去。大腿，除去和臀部相连的部位，也就所余无几了。他大概是在一次大手术后变成这般模样。但他完全没有憔悴，完全没有消沉，死去活来的大手术并未断丧他的元气和信心。他还年轻，不但胸部肌肉结实，脸上眼里也流露锐气。

他坐在那里被画。他是坐在自己的轮椅上。那中国画家认真工作，一言不发。

一个腰短腿长的美国佬，裤带歪在肚皮上，在旁跟被画的人说话。那胸像的眼珠在动，胸肌在微微起伏，嘴唇开阖，语调清朗流利。那作画的人一言不发，只是抬眼”“低眉，手不停挥，眼镜的障片闪闪，纸上的铅笔苏苏。不久，他们就有了小小一圈观众和听众。行人若非特别匆忙，不能不停下来看铜像怎样离开大理石的基座，现身街头成为血肉之躯。

失去四肢的青年毫不介意有人看他，他既未兴奋，也不自卑，倒是作画的人有些紧张起来。他正在仔细描绘残缺的部分，他好像为自己的残忍有些不安，说不定还因为他所画的并非邱吉尔而略感羞惭。被画的人频频以自己勃勃的兴致感染他，“他画的是全身吗？”“是，全身。”“对，我要全身，要你把我所有的肌肉都画”“上去！”我的天！所有的肌肉！

他画的真不坏。他拿着画像让他的顾客欣赏，折叠起来，放进轮椅上的一个袋子里。他依照顾客的指示，颤抖着，从那完好的胸脯上取出钱来。然后，那青年用牙齿操纵一个特制的开关，开动轮椅，梦一般的消逝在秋风里。

手相“专看手相，初谈免费”，朋友指着楼下的红纸条子告诉我，二楼有个半仙，灵验得很。我很怀疑人的一生休咎怎会写在掌上。朋友一面看自己的手一面说：“手相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