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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美国政治结构里的最高职务实际上并不是总统，而是选民。但是，作为公民，选民如果不去了解和仔细考虑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的责任，就相当于放弃了权力。大约有40％的美国选民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漫不经心，近60％的选民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中没有参加投票。根据2007年皮尤调查中心对美国人了解时事知识的调查，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的公民责任当一回事。甚至只有2/3的美国人知道美国副总统的名字；认识歌星碧昂丝？诺里斯的美国人是认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的人的4倍；认识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四分卫佩顿？曼宁的美国人是认识国防部长盖茨的人的3倍。伊拉克战争占据媒体报道头版头条的位置已经好几年了，只有半数美国人知道伊拉克战争的原因是宗教暴力，不到1/3的人知道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发生冲突的主要派别。不到1/3的美国人知道俄罗斯总统的名字。根据《经济学家》上刊载的一项加拿大政府的调查显示，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拥有护照，这说明他们缺乏“监督”全球时代强权的准备。只有微薄的知识基础，或无知的选民要么是更容易被人操纵，要么就选择放弃投票，从而让总统的权力毫无障碍。

选民对大多数国际问题没有兴趣，给了华盛顿的决策人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只要在一个小小的专家团的范围里就能进行他们的国际决策。这相当于废除选民的作用。大约有1/3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大约2/3的议员助手没有护照。这说明甚至决策集团里的全职工作人员似乎已经选择放弃全力塑造美国的国际角色，或者说他们持有错误的观念，认为他们不用离开美国就能够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建设性的判断。在1976年至2006年之间，当选的5位美国总统中有4位没有制定和执行重要国际政策的经验。至于他们对重大国际行动的后果的反思不够充分，或者没有从这些行动中吸取历史教训或者缺少对地区事务的了解，是否也不足为奇了呢？正如一位著名的政治顾问曾对我说的那样：“美国人倾向于根据他们相信的而不是知道的情况做出行动，他们喜欢冲动的领导人。”

进入因国会无作为产生的真空的是那些能影响这些问题的人。显然，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拥有全球利益的人以及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集团。

这个集团——我上一本书《管理世界》的主题——就是华盛顿的国际政策集团。这是一个小而紧密的，由有影响的人组成的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互相了解，并且大多数人曾经共事过。服务于高级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集团和集团中间影响最大的人不超过几百个。这些人大部分在几所知名学府就读或执教（举几个例子：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弗兰克？卡路西在普林斯顿大学是室友；亨利？基辛格和杰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哈佛大学是竞争对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曾给康多莉扎？赖斯讲授国际事务课）。这个集团的成员通常都属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其他能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集团，他们常常在好几届政府中合作。此外，由于他们占据了美国的高级决策职位，他们是极少数几个能和各国的外交精英建立最大联系的人，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他们在华盛顿的地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全球主义者对民族主义者：新世纪的政治断层（2）

竞选总统候选人需要有高级顾问团队，顾问团队不仅能提供建议，而且能作为显示候选人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的“证明人”。显然，最佳的证明人是那些曾经重权在握的人。那些人最有可能重操旧业。如《管理世界》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进入那些集团的最佳方法是成为集团内的一名成员。因而产生了一个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决策人集团，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这种权力超出了行政部门。我们也看到了像高盛那样的企业在美国政府高层中的影响，但是旋转门现象值得再次强调，即允许决策人离开大型企业去政府工作，公职卸任后又回到那些公司工作。这就是金融界保持其影响的一个方法。美国近年来的每个财长先后都在金融界担任高级职位也就一点都不奇怪：约翰？斯诺担任塞尔贝卢斯对冲基金主席；保罗？奥尼尔担任黑石公司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在基金集团担任高层职位；罗伯特？鲁宾在花旗集团任职；尼古拉斯？布雷迪在自己创办的公司达弼海外投资集团任职。事实上，政府高层职位是谋求华尔街、国防工业或企业界等其他领域高薪酬的职位的便捷途径。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实属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