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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名单不限于美国，和重要金融机构有联系的国际领导人的名单也很长。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离开首相府以后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秘鲁前总理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2006年，我在达沃斯主持一个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的小组会，他在绿厅和我们闲谈时提到了他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他进入政坛有很大帮助。

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即使他们为避免利益冲突尽了最大努力，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两个联合体的世界观正在相互融合。美国决策机构的上层是一个小集团，该集团的许多成员在政府任职前后都会在国际化和高薪酬的商业组织里工作。所以，少数几个全球大公司的议事日程能和美国政府高层的政见产生共鸣。这也填补了由于美国公众和一些当选议员的无知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导致的结果是立法过于偏向金融机构。在本书写作时，有项政策争议很大，私募股权公司设法说服了国会把公司的“附带收益”看作“资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巨额的税收减免（从45％直降到15％）。许多人，就连沃伦？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领袖，都把这看成极大的不公平，反对派已经发起攻击。

由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力都很大，因此美国金融界的旋转门现象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个集团广泛地进行政策安排，如开放边界，放松管制，降低税收。该集团还赞成债务重整，对坏债进行紧急援助，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美国实施的“布雷迪计划”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②期间，美国进行干预以避免墨西哥发生金融灾难。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是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因为只有一个集团，它的某个成员从这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这个集团的成员熟悉全球局势，受过良好的教育，消息灵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们提倡的许多东西是好的，值得贯彻。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里？许多人会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如纳税人必须为一些紧急援助买单，填补因私募股权公司里的富有投资商减免税款造成的财政窟窿，*的监督又在哪里？难以想象，由一个既不懂金融业也不懂全球局势的国会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会是怎样的情形。显然，依赖这个由金融精英集团提供大部分高级决策人员的行政部门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离白宫仅两个街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现在，议员同商界人士、技术人员对全球经济管理的认识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样大。换句话说，你见过几个议员对世界运作的了解能比得上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全球经济运作如此复杂，政府如何管理这些你不懂的东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这是否就是原本所设想的，是否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不对称的时代：巨头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1）

绿色不只是军衣的颜色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期结束以后，吉姆？琼斯将军常常直言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些政策，并拒绝了担任副国务卿和其他司令部职务的邀请。相反，他进了私营部门，被美国商会请去领导一个重要能源政策项目，还加入了做医疗产品的英维康公司的董事会。在这方面，他和许多军界同行有同有异。很多人退役后会继续担任企业高管。的确，许多人踏进了旋转门，进入国防工业。尽管许多人断言，由于制定了规范潜在利益冲突的立法，旋转门的现象已经比过去减少了。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哪个公司会不愿聘请最熟悉这个领域并且经验丰富的人呢？美国第十三大国防承包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一位高管说：“有谁能比托尼？兹尼更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并为我们出谋划策呢？”另一位高级国防承包商说：“人们经常谈起影子政府，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是真的。在每一个领域，我们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极为深厚。”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军事领导人离开部队以后，需要挣钱维持生活。他们不应该因选择另一种方式为国家服务而受到惩罚——他们的国家也不应该浪费国家在他们身上投资并培养的专业知识或经验。既然如此，军事领导人的人际关系网轻易就能转到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自利交易中，这种交易——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