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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来师大读书。母亲则是第一次过海………海南人把来广州称作过海。在我们那里，人们最向往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北京，有文化和没文化的，都能哼几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另一个是广州。这次他们来广州，首要任务是治一治母亲的风湿病，然后再带他们去北京玩一玩，了却他们的心愿。

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这种病像一条恶狗，紧跟母亲不放，不停地撕咬着她，20多年没有间断过。母亲和父亲同公社不同大队，两村相距3公里。母亲6岁时外公被日本人杀死了，她没有机会上学，是个文盲。18　岁嫁给我父亲，她过门不久，父亲就到与我们村一江之隔的昌感县插班读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才回来。母亲含辛茹苦，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拔苗插秧等女人活她干，犁田砍材等男人活她也干，经常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黄牛，不停地在田地、在山野里辛勤耕耘。母亲一共生了7个子女，但她似乎没有生女儿的命，她们一个个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有两个甚至还来不及给取个名字，就没了。在农村，生孩子跟到村口的厕所拉大便一样容易。女的产后第二天就下床忙家务，洗衣服、洗尿布，甚至到田头劳动。母亲就是这样把风湿病给惹上的。

我带父母去岭南酒店吃午饭。他们在酒店门口停下，看了看招牌，母亲用家乡话说，我们买菜回去煮，省钱，外面吃太贵。父亲也是这个态度。我想起高考前父母省吃俭用给我买一箱一箱的鸡蛋心里就一阵酸痛。我在到达厅等候接机时就啄磨着，一定要让父母在广州吃上最好的饭菜，让广州之行给他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让她回去有故事跟邻居讲。我点了木瓜翅、澳洲龙虾，还有他们特别爱吃的文昌鸡。买单时，当我数1200元现钞给服务员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父亲每月才领600元，一餐就吃掉他两个月的退休金。

父母来之前我作了一些准备，专门购买一张席梦思床垫，本想让他们享受享受，没想他们一坐，特别是往上面一躺，浑身都不自在，我只好将床垫撤下，在床板上铺了一张草席。母亲说，这样睡踏实。崭新的席梦思被搁到阳台上晒太阳。

晚上许晓晴才过来，父母对这个陌生女孩的到来多少有些意外，他们并不知道我和许晓晴交往。小时候，他们对我管教很严，我们几个兄弟都不听话，母亲患上风湿病与我没有姐妹有关。我们几个兄弟都很顽皮，母亲去犁田前把米都准备好，让我们做饭，但她忙完农活回来，锅里的米还是米，下午马上又要耕田，她只好吃个生番薯，又匆匆忙忙和队里的男人下田干活。晚上放工回来，仍见不到我们的影子。有一次，我在外面玩通宵，第二天回来，父亲扯下一根篱笆，追着我打，手腕一般粗的棍子在我的屁股上面断成两截，全村人都知道我被父亲追打。我读大学后回去过寒暑假，晚上回来晚了，父亲有时还要说几句，不过态度十分和蔼可亲，我解释几句他就不再说什么。

许晓晴很善于讨好人，一进门就连喊伯父好、伯母好。她坐在母亲旁边，叫我当翻译，对我母亲嘘寒问暖。她知道我母亲有风湿病，握住她的手不停地搓。我母亲有些不好意思，一是第一次见面；二是母亲的手实在太粗糙，她的手掌像是一片干沽的河床，裂缝纵横交错，缝里都是黑的，看上去就像是涂了墨汁似的，而许晓晴的手，粉雕玉琢，纤细滑嫩。两者形成强烈反差。母亲几次想把手缩回来，但许晓晴一直握着不放，就这么搓着揉着。

断点　8（2）

毕业后，我让父母最伤心的事情是和向丽玫离婚。在我们乡下，离婚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在离婚和自杀面前，女人往往选择自杀。我堂嫂就是以自杀方式来结束他们的婚姻。我堂哥好吃懒做，嗜赌如命，春种秋收他不管，子女的教育他不管，终日与村里的酒肉朋友打麻将、买私彩，弄得家徒四壁，穷得常常揭不开锅。小孩的学费能欠就欠，能拖就拖，债主三天两头上门逼债。三个小孩饿得面黄肌瘦，而堂哥死不悔改，我行我素。堂嫂忍无可忍，投井自杀。死后还被村里人骂：弄根绳子往树上吊死得了，害得我们没水喝。

离婚不久，父母在乡下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高中毕业，在村里的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名叫符雪芳。那女孩我见过，两只眼睛清辙见底，没有一丝毫的杂质，两条马尾辫又粗又长，走起路来像个日本小姑娘。很像那个“小芳”。如果我再成熟一点，再沧桑一点，两个人并肩行走，人家会认为她是我女儿。说心里话，我打心里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在广州，这种女孩绝种了。如果她学历再高一点，比如中专或大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