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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黑得跟抹了发油似的男生从过道的另一边倾过身来对我说。

“你是伊萨贝拉·斯旺，对吧？”他看上去像那种过分热情、像那种典型的象棋俱乐部的人。

“贝拉，”我纠正道。距我只有三张课桌之遥的同学，全都扭头看了我一眼。

“你下一节课在哪儿上？”他问。

我不得不在书包里查对了一下：“嗯，政府课，有关杰弗逊政府的，在6号楼。”

往哪个方向看，都避不开好奇的眼神。

“我去4号楼，可以告诉你怎么走。……”确实是过分热情，“我是埃里克，”他补充道。

我很勉强地笑了笑：“谢谢。”

我们取了上衣，出来走进了雨中，外面早就又下起来了。我可以肯定，我们后面有好几个人跟得非常近，可以偷听到我们说的话。我希望自己不是在犯多疑症。

“这么说，这儿跟凤凰城很不一样喽？”他问。

“非常不一样。”

“那儿不怎么下雨，是不是？”

“一年三四次。”

“哇塞，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感到很惊讶。

“阳光灿烂，”我告诉他。

“可你晒得也不怎么黑呀？”

“我母亲是半个白化病患者。”

他担心地审视了下我的脸，我叹了一口气。乌云跟幽默感似乎不相溶。几个月下来，我已经不会说挖苦话了。

我们绕着自助餐厅往回走，去往南边体育馆边上的教学楼。埃里克把我一直送到门口，尽管楼号标得清清楚楚。

“好了，祝你好运，”我拉把手的时候他说，“说不定我们还会一起上别的课。”他说得满怀期待。

我给了他一个生硬的微笑，进了楼门。

这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过去的。教我们三角的老师是瓦纳先生，不说别的，就因为他教的这门课，我无论如何都会很讨厌他的，他也是唯一一个要我站到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的老师。我说话结结巴巴的，脸也红了，而且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还让自己的靴子给绊了一下。

两节课下来，每个班上我都已经认得好几张面孔了。总有某个胆子比其他同学都大一点的同学，会向我做自我介绍，问我喜不喜欢福克斯。我试图回答得很圆滑，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不过是说了一大堆谎话。起码，我从来就没需要过那张校园地图。

有一个女同学上三角和西班牙语这两门课都坐在我的旁边，她还和我一起去自助餐厅吃午饭。她个头很小，比我五英尺四的个头儿要矮好几英寸，但她那一头乱蓬蓬的鬈发把我们在身高上的差距缩小了不少。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所以她唧唧喳喳地谈论老师和同学时，我都会微笑和点头。我并不想听下去。

我们和她的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我和她坐在桌子的一头，她把这几个朋友都介绍给了我。他们的名字，她说完了我也就全忘了。他们似乎很钦佩她跟我说话的勇气。英语课上的那个男同学埃里克，在餐厅的另一头冲我挥了挥手。

就是在那里，我坐在餐厅吃午饭，试图跟七个好奇的不认识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

他们坐在自助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在这间长长的屋子里距我坐的位置最远的地方。他们一共5个人。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吃东西，不过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盘没有动过的饭菜。他们没有呆呆地看着我，不像绝大多数别的同学那样，所以，盯着他们看很安全，无须担心和那些非常好奇的眼神接触。但吸引了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我开始留意他们。

他们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三个男孩子中，有一个块头很大，肌肉看上去像一个结结实实的举重运动员，一头黑色的鬈发。另外一个高一些，瘦一些，但也很强壮，一头绝妙的金发。最后一个瘦长瘦长的，块头小一些，一头不整洁的古铜色头发。他的男孩子气比另两个更重一些，而另两个看上去像大学生，甚至像这里的老师而不是学生。

两个女孩子截然相反。个头高的那一个体型犹如雕像般的匀称。她身材优美，就像《体育画报》泳装专刊封面上的那种，就像每个女孩子只要跟她袋在同一间屋子里自尊心就会备受打击的那种。她有一头金色的齐腰长发，飘逸地披在背后。矮个子女孩则像个小精灵，奇瘦，五官很小。她留着一头深黑色修剪得参差不齐的短发，指着每一个方向。

可是，他们又都有完全相似之处。他们每个人的皮肤都有一种近似病态的苍白，天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