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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当时他们去买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白宝山一气之下,把鞋扔到马路上。在这种情况下,她才答应把钱收下。
这恐怕有粉饰自己的意思。
谢宗芬与白宝山的关系——涉及法律的一面由法院去判决,我想说的关于人的这一面。从材料上看,谢宗芬的思想始终没超出小商人的范围。她爱财,但表现得并不贪婪。白宝山杀人抢钱,她从心里害怕,但白宝山抢到了钱,她也觉得高兴。白宝山给她钱,她肯定是会接受的(事实也是如此),但她不会主动向白宝山去讨要——这就像当初,她做买卖赚钱,给白宝山多少,白宝山都会接受,但白宝山不会向她伸手要钱是一样的。正因为谢宗芬有这样的品格,白宝山才每每没有杀害她。
谢宗芬这次是坐飞机飞回四川的。
她一离开白宝山,白宝山就觉得不放心了。谢宗芬前脚进了家门,白宝山的电话后脚就打过来。白宝山在电话里叮嘱谢宗芬:“钱可以花,怎么花都可以,但不要存银行。”
说不好他是什么心理,可能担心钱的序号出问题。
谢宗芬在白宝山跟前时,白宝山心里踏实,觉得这个女人没什么危险;可谢宗芬一旦离开他,他立刻就担心起来。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不应该让这个女人活着,她活一天,对他也是个威胁。这时候他想,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虽然如此,白宝山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9月2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房子已半年多没人居住,不收拾也不行了。白宝山去辛集时,曾把二姐的自行车丢在良乡镇,这次他买了辆新车,送到农场还给二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悄悄塞给母亲10000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母亲不相信白宝山的话,也没打算花他一分钱。白母这些年看着白宝山长大,看着他被判刑,看着他出狱,又看着他被警察再次带走——老人把这一切都想到了。
四、北京,抓捕白宝山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定为“9·5”一号专线。
龚兴言的汇报还在进行中,杨德禄、刘晓辉已经意识到,要尽快通报北京、河北和四川的公安机关,请他们查清白宝山、谢宗芬所有的落脚点,立即布置查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杨德禄跟刘晓辉商量,决定先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给北京市公安局发一封明传电报,通报一下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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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局调查,发现北京调犯白宝山(已刑满释放),曾在1997年7—8月间在我市出现。经辨认,白宝山与摹拟画像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相像,请协查,并将结果速告我局刑警大队。
白宝山,男,汉,38岁,河北徐水县人,1983年因盗窃被判刑,捕前系北京第二电碳厂工人,现住石景山北辛安新房子XX号。
新疆石河子公安局刑警大队
1997年9月5日
电报发出后,杨厅长和刘晓辉商议,决定由刘晓辉直接给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打电话,把情况讲得更明确些,如果在北京发现白宝山,立即将其逮捕。
刘晓辉在电话里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暂缓其他线索的调查工作,全力查缉白宝山;第二,缉捕时千万注意安全;第三,缉获后严加看管,确保不死,不伤,不逃。审讯工作要有力度,要出口供。”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
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以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
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小吕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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