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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但我只有狂热，而且是分散在这些作品上，而济马却是周密完善、有条有理，专注的程度常令我惊讶。尽管如此，他并未因自身的评论天赋而沾沾自喜，反倒把它们当成次要的事。济马对生命的主要关注在于诗的创作，他花大量的精力时间在上头，仔细地推敲每个字，好像世界的命运就维系于他所勉力维持的平衡一样──当然，这是惟一合理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济马的诗正如同他自己的身体：紧密结实、连绵紧凑、羞怯腼腆。他的意念绵密交织，我常难以领会其中的深意。但我还是很佩服那些诗的奇特以及语言文字坚若盘石的质地。济马信任我的意见，而每当他问的时候，我也总是尽可能地坦率并给予鼓励，但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也不会客气。我自个儿是没什么文学抱负，这就让一切比较简单。如果我批评了他的作品，他很清楚这不是由于我们之间不曾挑明的竞赛。

月宫　3（7）

他过去两三年来都跟同一个人在谈恋爱，对方叫做安娜·布隆或布农，我不确定是怎么拼。她住在纽泽西市郊济马家的对面，跟他妹同年级，也就是说比济马小上好几岁。我只见过她一两次，她是个娇小的黑发女子，脸蛋满漂亮的，看起来精神奕奕、很有活力，我觉得她对济马这种认真的个性来说，也许太难掌握了。夏初，她突然飞去找在异国担任记者的哥哥威廉。从那时起就音讯全无──没有信，没有明信片，什么都没有。几个礼拜过去，他对这种缄默越来越感到绝望。他每天都到楼下看看信箱，用这个仪式开始每一天的生活，而进出大楼也一定会去开关那个空荡荡的信箱。连清晨两三点，这种根本不可能有信送来的时间也一样。但济马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很多次我们两个在街角的白马酒馆喝啤酒喝到半醉回家时，我就会亲眼目睹那番痛苦的景象，我的朋友摸索着信箱的钥匙，盲目地伸手探寻不存在的东西。也许那正是济马何以能容忍我待在他家这么久的原因吧。撇开别的不谈，我是个可以聊天转移注意力的对象，是个古怪又难以捉摸的有趣慰藉。

不过，我仍是他经济上的负担。他愈不提这事，我感觉就愈糟。我打算等身体够强壮时就出去找工作（任何工作，什么都没关系），开始偿还他花在我身上的钱。虽然无法解决另觅住处的问题，但起码我说服济马让我睡地板，他自己则回床上去睡。换房后几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开始了。开学第一个礼拜的某天晚上，他拿了一大包文件回来，郑重地宣布他一个在法文系的朋友接了急件翻译，现在才发现自己没时间做。济马问她愿不愿意把工作转包给他，对方同意。那些手稿就是这样来的，那是冗长乏味的档案文件，约有一百来页，都在讨论纽约法国领事馆的架构重组。济马一提到这个，我就明白自己派上用场的机会到了。我法文跟他一样好，我这么跟他解释，既然目前我没什么重任在身，何不把翻译交给我呢？济马反对，但我已经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逐步瓦解他的防线。我想结清我们两个之间的帐，我说，而这份工作是最快最实际的办法。我会把钱给他，有两三百块吧，那这么一来我们就扯平了。最后这个理由终于说服了他。济马喜欢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不过一旦他明白我的心理健康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他立刻就退让。

“好吧。”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么重要的话，我想钱可以平分。”

“不。”我说：“你还是不懂。钱全数都归你。不然这一切没有意义。每分钱都要给你。”

我得到我想要的，几个月来头一次觉得人生又有了目标。济马早早就到哥伦比亚去上课，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使用各种设备，坐在他书桌前心无旁骛的工作。原稿的文笔很差，净是官样文章废话连篇，但愈麻烦我反而觉得这项任务愈有挑战性，我非从那些断章取义的拙劣字句里，找出一点象样的意义不可。这工作的困难度正好激励了我。要是这个翻译再容易一点，我就不会觉得在为过去的错误做适当的赎罪。就某项意义而言，这个计划的一无是处正是其价值所在。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判锁上手铐、脚链做苦工的犯人。我的工作是用大锤子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头，再把小石头敲成更小的石头。这份工作没什么目标可言。但其实我不关心会有什么成果。工作本身就是结果，我要献身工作，决心当个模范受刑人。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有时会到邻区闲晃，让头脑清静一下。现在是十月，纽约一年里头最棒的月份，而我喜欢研究初秋的光线，观察它斜斜落在砖造大楼上所呈现的清新澄明。夏天已逝，冬天仍远，我品味着炎热和寒冷之间的平衡。那些日子到过的每个地方，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