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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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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2）

中国的大臣经常要在半夜三点钟这一有碍健康的时间上朝，从而使他们轻易不能参加晚间的宴会。无疑以他们的年纪，到这时他们是需要睡觉了。由于做事实上的夜班，军机大臣们在离家前总要吃餐夜宵，而军机处值庐廊下，每每也排放着数盘烧饼油条，以供大臣们随时补充能量。看来，烧饼油条作为一种晨间快餐，从前还是雅俗共赏的呢。　军机大臣历来由皇帝直接挑选。所设人员，向无定额。最多时八名，最少时两名。具体而论，乾隆时常设五至七人，嘉、道时常设四至六人，光绪时常设六人。而根据薛福成《庸笔记》的说法，军机处值庐“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满六人，坐位固嫌逼窄，相传必有一人不利”。并以光绪年间军机大臣的消长和去世为例进行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不管人数多少，权位操于排名第一的领袖军机之手。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其先阅。其指定某军机传阅，他人不得聚观。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趋前卷起门帘，因而被称为“挑帘子军机”，可见同僚之间等级依然森严。野史笔记中，常把军机大臣比作轿夫。刘体智《异辞录》说：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值，在御案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数臣，虽云同时入值，然自首座外，其余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金梁《光宣小记》更谓，军机召见时：

首为当家者，专奏对，众谓之“军机面”，谓其独得面子也。则以喻轿班前一人，曰“扬眉吐气”。次为备顾问者，非指问不得越对，谓之“军机嘴”，则以喻轿前第二人，曰“不敢放屁”。再次为执笔者，专撰述而不得问意旨，谓之“军机手”，则以喻轿后第一人，曰“浑天黑地”。末为供奔走者，谓之“军机腿”，则以喻轿后末一人，曰“趋炎附势”。可谓刻画入微矣。军机大臣位极人臣，虽说爬进了帝国决策者的小圈子，但当差实在很累。诸如乾嘉年间的董浩，入值三十八年；同光年间的恭亲王奕，两入枢桓前后亦达二十六七年，每天披星戴月，精力真是惊人。官做长了，也就悟出不少小技巧。他们在膝盖处用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使得下跪时不痛。为了免除每日长跪，相传秘诀，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句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以免皇帝再问。军国大事，先为膝盖谋之。研究军机大臣，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重要钥匙。可惜许多研究者却总是忘记这把钥匙，更谈不上用它去开锁了。举例来说，道光初年，皇帝宁倦于大政，苦于奏章不能遍阅。军机大臣曹振镛献策曰：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中之错误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曹振镛出身官宦，父亲曹文埴，为乾隆二十五年传胪（即殿试第四名，或曰二甲第一名），最后官至户部尚书。《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枢堂”　条载：“文正（按：文正为曹振镛的谥号）先人于乾隆朝列正卿，文正生于京邸，明习朝章。”作为高干子弟，曹振镛为人处事谨慎廉洁，操行甚佳，并无纨绔恶习。26岁进士及第，以后官运亨通。《清朝野史大观》又称：“军机大臣旧例与入觐督抚不私觌、不留饮，惟于朝房公地延接数次，亦人所共知共见也。文正守此例极严，长白（穆彰阿）便已通融，再后则无之。”道光是个守成、节俭、自以为有识见而其实根本不知天下大势的皇帝，自然喜欢曹振镛的风格，听得进曹振镛的劝说。这样两个君臣的搭配，结果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钳制人心，不得发舒。道光一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便直率地上奏批评：“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地方官仍互相隐讳，不敢上报。可以说，曹振镛当国时期，正是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可惜，即便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学术界都没有引起重视，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又如，从1827年到1850年一直担任军机大臣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几句考语，言简意深，极值得回味思量。穆彰阿三典乡试，五典会试，加之复试、殿试、朝考、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