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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同一天，《解放军报》登出江青操纵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声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断定《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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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4）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所指，已昭然若揭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言：“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①那么，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人物”是谁了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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