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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①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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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2）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4岁便入了党，19岁任县委书记，解放后担任过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关锋除了写理论文章外，还喜欢写杂文，且文笔尖锐，颇为引人注目，他曾用“庆云”、“何明”等笔名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1962年，有人将他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此话一出，反使关锋名气大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关锋也未曾看出其中的奥妙。《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其谈看法，结果他从学术的角度讲了一通。这也难怪，姚文元的文章对中央一线领导人都加以封锁，关锋自然对其背景无从知晓。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此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1年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时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戚本禹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给田家英，田又将之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写了批语转发给全党，戚本禹也由此扬名。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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