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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低租把土地使用权永久转让给农民，以吸引人力资源维持自己庄园的生产。要知道，黑死病导致了人贵地贱，粮食也便宜，封建领主只要能从佃户那里收一点租，就不在乎转让大片土地的使用权，这样总比放任土地荒芜要好得多。但是，当日后经济恢复、人口数量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低价转让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使拥有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为了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强化，封建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封建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和养牲口的饲料等成本大体相同。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同时，佃户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缴纳地租的，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全部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资，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了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17、18世纪时工资是最高的。英国到了18世纪紧随其后。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依赖市场、依赖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资价格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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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扞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亚当·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到：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政治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即使工人们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中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代。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进行的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群体吗？雇用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用着一群仅挣800元人民币的月薪、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东莞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态度当然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身于市场，把所生产的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