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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罗尔德死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同教育机构保持了距离。但是我们需要这张成绩单，没有它我们还能成为一个正派的学生和规范的社会成员吗？

我不但在教育学院，还在大学里登记就学。我至今认识到的东西是那么可怜，令人感到寒酸，以至于我把只在一处学习看做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

生活就这样进行下去，四年后我完成了教育学的学业，通过了国家教师资格认证考试。这个考试大概等于施纳普他们刚开始教学生涯时的水平。

另外，我想成为一名教授。比起其他的头衔，教授这个头衔经得起别人的谈论，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职业需要人们付出时间来从事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且不会轻易被置于某种控制之下。学生应当显示出在学术领域的了解、兴趣和意图，并可以轻易地融入其中。

我的广告最初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写信来说，她想找个伴侣一起度过闲暇的时光。通过电话聊天我得出结论，这个老太太没有清楚地表达出她的意愿。她的确是那么说的。我明确承认，这些和我的工作有关。

“我必须承担我的学费，喜欢一切与*有关的事情以及上了年纪的女士。”我毫不掩饰地说。

这些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的东西，却让这第一位感兴趣的人十分困惑和为难。她说话开始吞吞吐吐，为她所犯的错误请求原谅。

显然我不得不再刊登一份广告。

性学临床医学家。可以一起去旅行。广告里有这些内容。

我脑中浮现出了这样一个想法，我决定和她展开一段更为持久的关系作为学习之外的第二种生活。

第一学期结束之后，她也没有意识到，其实真正的我与我自己宣称的身份完全不一样。我说自己是一个实验中学的学生、一个演员、伪君子和骗子，我想要建立市民阶级幸福的图景。我渴望拥有同她稳定的*，除了这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东西令我感兴趣，令我感到重要。

我们一同搬进一套有两间半房间的社会福利住房。令人惊讶的是，这房子还是我们靠着我母亲的关系得到的，我母亲一直希望能得到一把我们房子的钥匙。

但我们一直不答应给她钥匙，她总是为此流泪，而且经常大发雷霆，总是抱怨全世界的人都不懂得知恩图报，特别是她唯一在乎关心的孩子们。

“自从你们那讨厌的父亲不负责任地离开了我，我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她总是反复说这句话。

我的兄弟已经搬走很久了。很显然，他们是为了避免听见母亲这一大串批评和谴责。他们赶走了这些不请自来的抱怨以及孩子气般的对爱与关怀的极度渴求。他们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全新的而陌生的世界里。我的两个哥哥都娶了东欧的女人，除了短暂的分别以外，他们与各自的女人一直生活在一起不曾分离。

我们当然不是随意地住在一起，而是建立了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订了婚约。没有请任何来宾，我们用了最短的时间朴素地订了婚。

这按照当时市民生活的惯例来说肯定不是什么理想的解决办法，原本应该结婚的，然而订婚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戒指，还带来了一丝干净与秩序。这些最后就成了租下这套房子的默认前提。

这段时间我认识到，我必须在某个时刻至少向自己证明，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虚幻的外表，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我打算重振我家乡衰败的旅游业。

我们孩童时代就发现这里的海浪具有使人平静的力量，清凉的海风有着催人入睡的效果，我们出生的这片土地就好像是镶嵌在亚得里亚海边上的一颗明珠。人们驱车前往那里，不论是否全家出动，那些平日里在强制自己创造利润的压力面前卑躬屈膝的人，都能够获得自我娱乐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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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杀人计划　第六章（1）

我的母亲已经搬回家乡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对我们为何突然之间又回来感到费解，但很快她就坦然接受了。

“你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又有一位这么亲切可爱、聪明贤惠的妻子。虽说……你们只是订了婚，不过就像合法的夫妻一样。总之她是我们这里的人。不是我故意针对外国人或是对他们抱有什么成见，只是当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子碰撞到一起，总会产生紧张的关系以及争吵与反驳。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没人能来改变这种局面。”

母亲总会在她的这种评论方式里固执地加进些许理智、些许肤浅的知识，还有一些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