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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迟了。她旋开了手榴弹保险盖，看到那个人脸上惊恐的神色，随即将那捆手榴弹高高地抛入这伙人堆里；同时端起冲锋枪扫射着，冷眼看着那些身体在爆炸的火光中和喷射的火舌下跳舞般地扭动着，静耳听着那些惨叫声，直到最后周围大地又归于一片宁静安谧。

当第二天战线朝前推进时，她被自己人的队伍发现横躺在弹坑里，两腿间流着一滩血渍。她在斯大林格勒的野战医院里度过了三个星期，随即就被叫到一个军事法庭问话，不是关心她惨遭轮奸的不幸，而是盘问有关她的被俘以及她为什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为了这一耻辱行为，尽管她的勇敢表现，她还是受到了一个月关在军事监狱的惩罚。

战争结束了。可是这之后的五年里，安娜·格兰库却从未感受到丝毫的人情温暖和生活乐趣。

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莫斯科人对生活有了一种新的憧憬。这座城市似乎从一个漫长的冬眠中复苏过来，洋溢着欢快纵乐的气氛。住宅群和咖啡馆，舞厅和啤酒馆向着市郊各个方向延伸发展；人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打扮得多彩多姿。夏天里，大家在饭店的露台上跳舞，欣赏着最新流行的音乐。

安娜·格兰库在一家莫斯科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在业余时间，她回到夜校念书。两年以后，她开始在莫斯科语文学院上夜校听讲。期间，尽管经常有男子约她出去，但她很少答应赴约，并从不受邀到他们的家中去。只有一次安娜·格兰库破了例。

她遇到的一名年轻的讲课老师叫伊凡·克霍列夫。

他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瘦削白皙、性格细腻的青年。但他已是一名广受好评、备受欢迎的诗人了。他的作品在好几家颇有名望的文学杂志上发表。

一天晚上下课后，他约安娜出去喝点东西。

他们来到莫斯科河畔一家小小的露天咖啡馆，他们吃着扎库斯基，喝着浓烈的格鲁吉亚葡萄酒。伊凡·克霍列夫娓娓谈论着诗作，当他给她吟诵着巴斯特尼克的一首诗时，她觉得这是她听到过的最美的字句。他安详并全神贯注地听取着她的评述而并不只是表面上客套敷衍而已。他很会陶然自乐，却并不陶醉于自己的文学成就；而且，他很喜欢笑。

平台上，有一支乐队在演奏，那是战前就有的一支抒情忧伤的华尔兹曲子。他邀请她一起跳舞。俩人耳鬓厮摩共舞时，他并没伺机抚摸或亲吻她。离开咖啡馆后，他步送她回家，在他们分手时，他没有照习俗吻她的脸腮道别，而是拘谨持重地跟她握手。

一个星期后，他邀请她到他父母亲家里吃晚餐。晚餐过后，大家坐在一起，直到凌晨。当她被他父亲的一个笑话逗得笑起来时，旁边伊凡·克霍列夫含笑地看着她，对她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直想着他。他那文质彬彬而又有点腼腆的样子，他的温柔和他的幽默，几乎任何话题他都能发表权威性的见解。他有着过人的才华和敏捷的思路。他非常乐意倾听她的评述，并认真地加以吸取。跟她一样，他也是个孤僻的人，但却是不一样的性质。他的独立倾向来自于他高度的自信，来自于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背景。

安娜·克霍列夫坠入了爱河。

她毕业后的一个月，他们结婚了。

蜜月里，他们在敖德萨海滨的一个宽敞的圆木结构的别墅里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每天早晨，他们在温暖的黑海海水里畅游着，然后奔回别墅里，缠绵、欢娱在一起。晚上，他为她朗读着他作的诗，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他是多么地爱她，告诉她在校园里他第一眼看见她时就爱上她了。当他看见她眼角里含着热泪时，怜爱地把她拉近身旁，紧紧地拥抱住她。

一年以后，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安娜感到她的生活已经是完美无缺了。那是一个女儿，他们叫她莎夏。他们在列宁大街附近分配到了一个小单元。在那里，她和伊凡常常抱着他们的小宝贝到附近的高尔基公园去散步。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小家庭三个人第一次一起散步的情景，她和伊凡，还有小莎夏。当伊凡把他们的女儿抱在手臂中时，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得意的神情。在露天音乐台，一个摆摄影摊的人给他们全家照了一张像，花了五十戈比。照片里，她和伊凡微笑着，莎夏戴着一顶绒线帽，裹着一条白毯子，她的小脸蛋胖嘟嘟的，面色红润而健康，她的小嘴撅起，那模样一看就知道是馋嘴要喝牛奶。她把这张照片镶在银制的照相架里，放在壁炉架上，每天都要看上一眼，好象是在提醒自己她的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