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3/4 页)

似乎有害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以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如在男同性恋中一样），纯粹关系中“禁止”的态度和特征实际上可以以行动表现出来，包括工具性控制和正常权力的实施。由于仅限于性的领域，并转变成幻想——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外部所决定，所以，控制也许有助于缓解攻击性，否则这种攻击性也将在别处发泄出来。

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女人对女人的性关系中看似倒退的特征实际上可能为在道德上可辩护的异性活动提供了模式。经双方同意的性虐和性被虐大可不必作为获得有益性经验的良方，但它所表示的原理却是可以加以概括化的。可塑性性征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域，它不再包含外部压力的残余，反倒作为许多自我探讨的道德建设的形式之一而取代了外部压力。在此，人们也许从德·萨德的作品中读出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意义。在德·萨德的作品中，权力、痛苦和死亡完全包裹在性中，并通过变态行为表现出来。阳物统治着一切，性征则被抹掉了任何温柔的痕迹——或仿佛如此。然而，德·萨德把女性性征与繁殖完全分离开来，宣扬其逐渐从阳物统治的摆脱。他再现的性活动聚焦于性活动范围内的一切其他因素，可以看做反讽式的隐喻手段，表明性征本身的清白。

同性性征与偶发性接触

偶发性性征在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和酒吧文化中得到最充分发展。酒吧生活往往以寻欢为主，即寻找临时的性搭档。一个刚刚接触酒吧文化的新人说，长期以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不幸被排斥在酒吧文化之外”。她继续说，她的教育和出身似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然后，她突然明白了建立联系的最重要因素是相貌和“现场的魅力”。“就是那么简单……在酒吧里没有人会对可以带回家与老母见面的人感兴趣。”锡德尼·阿波特和芭芭拉·罗敷：《萨福是真正的女人》，第74页，斯坦出版社，纽约；1977。

短期的非个性化的联系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决非不存在。仅就许多男同性恋者都相互建立起长期的性纽带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应夸大男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些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征的强化却是女同性恋群体所远不可及的。比如，当洗浴房存在的时候，来洗浴房的许多男人每天晚上在那里寻求多次性经验；如果在几个小时之内只有一次性经验的话，他们大多会失望的。马丁·霍夫曼在对60年代的洗浴房文化的研究中采访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常常在一天晚上就有过大约50次性接触。马丁·霍夫曼：《男同性恋的世界》，第49～50页，基础书局，纽约，1968。

如男同性恋者从事性活动的各种群体场合一样，洗浴房的性活动一般是隐蔽的。到那儿去的男人除了最随意的谈话之外，通常相互间没有社会交往。他们丝毫不了解各自的外部世界生活，只称呼各自的名字。在此，临时性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与这种接触相比，《巴黎的最后探戈》中描写的异性艳遇仿佛成了一种情深义重的纠缠。

霍夫曼提到的男人已经结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男性双性性征在今天的男性性行为中如此典型，以至于成了有如异性性征一样“正统”的性指向。不时从事偶发性同性性活动的“异性恋”男人的比例近来已有显著增长——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冲击。据研究者们估计，在美国，40％的已婚男人在其婚后生活期间都与其他男人有过性交往；还有人认为其比例甚至更高。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23～30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

以这种伪装出现的偶发性性征的防御方面似乎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以视作男性从性征、自我认同和？密关系等关系的一种总体逃逸。在妇女不再充当共谋的地方，偶发性同性性征便成为男人串通起来抵制性别平等的一种努力。在婚姻关系中承诺给对方的各种权利由于偶发性接触的间离效果而陷入了困境。

对拒绝与女性进行任何性接触的较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做同样的描写吗？仅就对女性的厌恶是非常普遍的男性心理的一部分这一点而言，男同性恋者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安全置身于外而解决矛盾的情感。然而，仅仅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偶发性性征的趋势将是错误的。与女同性恋者一样，男同性恋者也对传统异性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整一提出质疑。如人们所理解的制度化了的婚姻一样，一夫一妻制总是维系于双重标准，因此维系于父权制。它是对男人提出的规范要求，但许多人只能报之以违背。而在一个可塑性性征和纯粹关系的世界上，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