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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态已让位于平等协商，超国家组织逐渐取代了独立国家。但美国却仍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需要运用传统的权力政治（军事）去对付伊拉克与基地组织。1989年为西方胜利而欢呼的福山，不无尴尬地发现，并且是在美、欧愈来愈烈的争吵中发现，西方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分裂成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福山不相信大多数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美欧分歧主要是由于风格上的不同—美国单边主义，而欧洲更注重协商机制。实际上，福山举出了相当多的例证来证明，欧洲往往比美国更为单边主义，尤其是经济领域上。他也情不自禁地为布什政府辩护，布什政府的作为并不比克林顿政府糟糕。福山相信克林顿对于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国际协议的热心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它很难得到国会的批准。 “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分歧。”福山说道，不管来自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反战情绪多么明显，他们显然都未能真正理解美国人的情感，未能感觉到“9·11”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恐惧感。欧洲人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捍卫西方文明的战争。事实上，他们都在想，这场攻击只是针对美国。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美国与欧洲都是自由民主政体的信仰者，但是这两者在对民主的看法上却有本质的分歧。美国人相信，是公众赋予了民主政权以合法性，而欧洲国家则是相信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它将仲裁谁更有合法性……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历史并未重新开始（3）
这个三个问题牵引着福山的新思路。在谈及新的写作计划时，他说他要写一部关于政府治理的作品。在过去的13年中，我们习惯了福山的每一次探索给我们带来的震惊与引发的争论，就像《纽约时报》所说，他总是试图去把握“大理念（big idea）”。有趣的是，当《经济观察报》试图询问他为何总是衷情于big idea时，他腼腆地笑笑而未做回答。《历史的终结》呈现了福山宏大的叙事能力，它将福山著作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探索一个可能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各个角度出击引经据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开放系统却足以刺激人以思考，使人充满阅读快感……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探讨了社会资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形态。1998年的《大分裂》，回顾了过去40年间西方社会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家庭解体问题，并将我们正在面临的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深刻程度类比作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而出版于2002年的《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则将注意力转向了逐渐浮现的生物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上。政府应该对克隆技术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因为我们不能任由科学家的好奇心与纯实用主义驱动这场变革，它同样需要新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与正在转变的社会思潮发挥作用。而在更深入地理解克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之前，我们必须防止激进的技术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与悲惨未来。福山写道：“这些技术发展将招致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们将挑战我们习惯的平等观念与道德选择：它们将给予社会控制公民行为的能力；将改变我们对人格与人性的理解；将颠倒我们目前的社会等级，影响目前对智力、物质与政治进步的评估；同样也将影响全球的政治结构。”福山甚至暗示，我们的未来可能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的结合体—某些技术改变了人性，最高当局也可能运用技术手段来控制个体。同时，当人类可以随便改变基因以消除人类弱点时，那些推动人类前行的伟大品质可能也会黯淡下来。当没有了沮丧、背叛、恶毒，我们还会有欢乐、忠诚与善良吗？ 无论他涉及的题材看起来相隔多么遥远，但总有一条线索可以将这些主题紧紧相连。福山总是试图在理解，当我们的社会面临巨大转型之时，人类自身的特性将会遭遇哪些改变。在阅读《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时，人们常常执迷于题目的前半部分，而错失了福山对于人类本性的畅快分析—即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认可与荣誉。而现在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巨大困境是，人们在其中无法获得真正的精神满足感，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使人产生厌倦感。在这本书接近结束的第372页福山写道：“人对‘主人与主宰、死亡’的惧怕是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超越自我，使他们时刻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拥有共同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便是每30年就要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