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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确实试图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进行殖民活动。1685年以后，随着法国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的宗教传播，殖民者的来源不断趋于多样化，特别是在北美中部殖民地，已经有不少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许多荷兰人，而在18世纪中期时，1/3的宾夕法尼亚居民是德国人。荷兰和德国的语言长期保留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不是唯一反对和看出这种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趋势的人。但总的来说，非英国的公共制度并没有引进来。德国人和瑞典人一般是想在北美中部殖民地内陆的特定地区殖民。欧洲大陆的人一般不信任法律，因为法律在他们的本土国家是保护个人特权的。他们使国教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语言文化很容易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对于幸存的路德教会（Lutheranism）的殖民者来说，德国的语言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感情上都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居住区看作是“可以拯救的社区”，在这其中安曼教派的教徒们保留下来了。他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和独处的生活，这是典型的巴拉丁伯爵式的封建领主的生活行为，这些人于1709年至1710年来自于1697年被法国人毁坏的莱茵河畔的领地。与英国殖民者格格不入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并没有促进大量移民从欧洲大陆来到这里，而只能强化他们在新大陆的排他主义色彩，保护他们社会习俗的维持力，减缓他们的思想理念与那些来自英国的文化融合的步伐。

欧洲内陆国家的政府资源稀少，几乎没有通向海边的出海通道。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国是由几百个公侯国组成的，有一些侯国“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大，只有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城市汉堡（Hamburg）和不来梅（Bremen）拥有向西到达波罗的海的出海通道。其他的国家没有海军舰队，不得不从荷兰和英国租借船只，大大提高了已经十分昂贵的殖民冒险的成本。在这些航线之间，他们会进行多方的谈判，但是大多数的积极参与者都很无能。他们只对能够迅速往返于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殖民地感兴趣。海洋国家如众所周知的法国，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沿着其西北600英里的海岸线，法国拥有123个港口城市。　。。

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2）

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只关注个人的享乐，他们的当务之急主要就是建造豪华奢侈的宫殿，如凡尔赛宫及其多个复制品。路易十四（LouisXIV）发动了多次损失惨重的战争之后，法国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弥补国库的亏空。他试图在路易斯安那州或者加拿大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的出口基地，但都没有成功。一旦发现殖民冒险没有什么回报的话，欧洲的统治者就会把注意力转回国内，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制定一定的计划，以提高他们的人口数量，并把人吸引到他们国家中来。他们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会限制私人的殖民探险活动。

总而言之，用于殖民投资的资本和意愿太少了，经济处于半发展状态，工厂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政治控制过多，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欧洲大陆周围地区农业发展缓慢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背后却是制度和经济管理发展方面的落后，它们已经远远落在了17和18世纪的英国的后面。在法国，能够获得农作物收入的土地，在1700年左右大概只有4％，到1789年时也仍然没有超过6％。德国西北部地区的情况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其他的地方情况就更加糟糕了。缺少对土地的净投资是当时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特点，从法国不动产榨取的地租收入流入了贵族手中，使他们能够在塞纳河畔“过着贵族生活”。

频繁的收费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在17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受到人口下降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与所谓的“全面危机”的政治###有关的经济低迷的影响。最坏的一个表现就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据推测这场战争使德国损失了近1/3的人口。一直到后来的19世纪，德国才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由此错过了向大西洋殖民的机会。

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和贵族们所关心的当务之急就是豪华的消费、高度流动性的偏好，以及不断的战争。土地所有者只想把他们的地租花掉，由于害怕被诽谤，大多数的投资都是偷偷地进行的，根本就没有把钱投资到商业和工业。商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赚钱以后赶快购置土地。

欧洲的精英阶层仍然处于一种未发展的综合病症之中，时间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辈长得多，而商人阶层很少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