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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大大地抑制了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刺激了需求，也导致了销售集团之间在分配上严重的不平等。这一法案将美国国内的石油价格定在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建立了一个受到低效率的炼油厂欢迎的详细的供给“资格”体系。

经过了8个月的争论后，在1978年，国会通过了最初由卡特政府提出的《天然气政策法》（NGPA）。　NGPA首先将管制范围扩大到州内销售，但取消了对许多成本高昂的新气源的控制，并且拟订了一个逐步取消对其他资源的控制的时间表。对天然气源头价格的放松管制是由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mission）（经过重组后的联邦动力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并紧接着又扩大了州际天然气管道的销售和运输功能。

1979年，在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之际，卡特总统决定停止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其实，如果他不选择进行控制的话，1975年的《保护法》就已经提出在8个月的时间内临时性地取消控制。但是为了让取消控制在政治上可行，卡特经国会批准提出了一个新的征税方案，即对国内石油价格提高而获得的“意外之财”征税。

1985年后，由于国内产量和OPEC产量的扩大，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迅速下降。这一产业也经历了一次兼并、收购、降低成本和重组的浪潮。到20世纪80年代末，天然气生产仍然过剩，其实际价格降到了1973年的水平之下。尽管美国国内石油生产仍然没有恢复，但石油价格还是回到了1973年的实际水平之下。

电力行业

这一阶段虽然未对电力公用事业放松管制，但这个行业也得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定价和经营上空前的灵活性。这个行业中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20世纪60年代末，电力生产的范围经济效应减弱了，而且有可能下降了。这种技术革新的滞后与第一次石油危机大致是一致的，同时环保主义者反对毫无节制地用高硫煤来发电，核能发电在此时也开始商业化。因此，在建设越来越大的工厂、降低成本和刺激需求之后10年，美国的电力公用事业第一次面临着成本的上升。当20世纪70年代需求消退后，电力行业的管理人员没能迅速地调整生产能力计划。结果是他们建设了过多的新工厂。尤其是在核能发电出现后，由于长期许可证的延迟，由于安全标准持续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电力行业出现了巨额的资本成本。在许多情况下，新工厂并不是急需的。

现在，州管制者面临着每年都要对新工厂的增长速度进行审批的任务，这些新工厂则是环保主义者、核能反对者和某些消费者团体所不希望设立的。这些团体普遍都支持管制程序，它们迫使管制者放弃与公用事业历史上订立的契约，即从对速度控制的风险收益中弥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管制者调整了他们对工厂的“轻率的”投资，而且不允许工厂扩张的速度超过既定的标准（这就意味着降低了公用事业股东的收益，而且有时对公司本身来说还意味着净损失）。州委员会也开始推动公用事业的边际成本定价，从而使需求能够更好地反映成本，而且能够作为新建工厂的一种替代方案来促进能源保护。

航空（3）

1978年的《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PURPA）使竞争或多或少在不经意间产生了，其部分原因也在于卡特政府的国家能源计划。PURPA鼓励独立的能源生产者利用风力、地热、尤其是伴生的能源（工业蒸汽和电力的结合生产）发电，按照公用事业的边际成本向它们销售电力。由于鼓励了独立的电力生产者，这一法案也鼓励了许多大的使用者放弃公用体系并转而购买独立生产者的电力。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现象逐渐增加后，就威胁到了大型州际公用事业，因为对它们生产的电力的需求减少了。这些公用事业通过削减成本并发展自己的伴生能源来应对这一局面。

电讯产业

AT&T对电话业务的垄断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被打破。由于通信和交换（相互呼叫设备）方面出现的新技术，FCC和AT&T越来越难以维持现行的市场准入限制，或者难以维持大客户对便于通用服务的市话业务的交叉补贴这一体制。1968年，FCC第一次允许非贝尔公司生产的设备进入电讯网络，并于1969年首次允许其他长途微波通讯公司进入市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国内外的制造商已经开始向AT&T的消费者销售电话、电话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