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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历史学家识别出在马萨诸塞州和其他一些地方实行的一系列传统规范，这些规范被用于处理诸如价格决定、债务结转和收取、劳动力和设备的交换、在修筑谷仓和准备蜂箱时偶尔出现的劳动力市场、纠纷的解决以及其他类似活动，这些规范构成了“普通农夫”所参与的当地经济本质上的法律框架。这些规范是公共的，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个人的进取心，例如，不要对小额借款收取利息，不在邻里间的日常交换中获利，以及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不要求报酬，还有不通过法庭索取报酬。这些限制以及类似的其他限制是否反映出在普通农民中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文化，或者它们是否只是暗示在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中只对小生产者开放的有限的机会，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要清除环境和文化对这些长期存在的“旧轨迹”的影响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物质环境把人们的期望、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塑造成希望和可能性的结合，试图分离这二者将忽视这一点。这样，绝大部分美国人相对孤立的经济和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的限制不是必然地会阻止人们努力工作或者渴望获得财富，而是把进取心带给后代人，让他们明白以下想法过于保守：获得和保持一个稳定的供给，或者维持日常生活资料的能力，并拥有最终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土地、贸易和婚姻的财富，提供给他们和他们父辈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缺乏进取心，而是18世纪末期普通美国人所能够了解的世界所带来限制的一种现实表现；然而，这也相当程度上是自我抑制的规范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地的平民世界对个人进取心的适度限制。因此，无论环境还是价值观念，引用我们一位历史学家最近的总结，进取心源自“单个家庭有限的人类需求”而非“无止境积累的压力”。

18世纪末永存于“普通农夫”中的“旧轨迹”并不是在本地生活的不变循环中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假设普通乡村美国人没有积极参加本地以外的市场和其他超越他们本地社区的重复交易体系，但他们确实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他们的社区去参加与英帝国的战争。他们也收到和回复来自革命委员会的信件，选派代表去参加制宪会议和新的州立法机构，并和他们的邻居一起反对参加或者镇压反对县法院强制执行债务的叛乱。1790年人口普查之前的1/4世纪里不断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每一这类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着乡村生活的这种褊狭力量。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不再主要用战争、革命和其他危机的形式对地方社区施加它的影响，而是更主要通过交通上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更细致和规范的贸易形式、新机构、不断扩大的信息媒体以及不断成长的复杂的城市和城镇网络来施加它的影响。不用说，各种类型的危机还在继续发生，但是新生国家的社会地理布局自此以后比较少地属于此类事件的范畴，而更多地属于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发展的结构范畴。与此类似，地方社会结构、个人渴望和普通美国人的社会理想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在这一卷的其他部分已经描述了许多这种结构发展。这里讨论的主要一点是出现城市和城镇的增长，以及随着本地以外交易的加强，信息媒体和其他机构角色的改变。自然，第一次美国人口普查之后半个世纪中的一些最戏剧性的变化——收费公路和其他新的公路、汽船、改善的桥梁和港口，特别是3　000英里的运河网络，所有这些组成被称为“交通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看起来对美国人口的继续扩散和对美国人口的集中有着同样的作用，而且无疑在这一时期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征服和殖民了巨大的领土。美国的领土总面积在1790年到1840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也许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大湖平原，并沿大湖平原直下俄亥俄河流域，沿墨西哥湾海岸进入并越过密西西比河流域时，居住密度在每平方英里2人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倍多。但是詹姆斯·麦迪逊的模型没有进一步描述这一进程的机制，由于同样的原因，刺激向西部迁移的交通体系同时也刺激了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日用品的巨大流通，引发了19世纪城市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人口趋向于使它自身在空间上平均分布的时代结束了；自此以后，人口将寻找最为密集的地方作为流动的方向。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5）

从最粗略的数量上看，在1790年到1840年期间美国人口的城市化还没有给人以那么深刻的印象；经过半个世纪，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从5％增长到略少于11％。但是对于一个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