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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

并非所有的制造业都经历了上述竞争结构的变化。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大企业可以归在两大类型的行业中。第一类行业，如肉类加工业和缝纫机制造业，其销售问题迫使企业建立起全国性的市场###络；第二类行业，如钢铁业和新闻纸制造业，因技术变化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资本密度，从而导致了多轮价格竞争。大多数其他制造业与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差无几，即保持了企业众多、规模较小的竞争市场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具有“二元结构”：经济的“中心”是一些大的卖方寡头垄断产业群，经济的“外围”是一些小的、竞争性结构产业群。

经济活动的中心部分在关键方面不同于外围部分：后者的大多数活动在市场上进行，而前者的大多数活动在企业内部发生。按钱德勒富有启迪性的说法，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钱德勒对这种发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节对20世纪美国经济的巨大成就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他一些杰出的学者也对他的论断表示赞同。例如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曾经指出，因为大企业节约了交易成本，所以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它们能够比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同样功能的小企业更有效率。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曾推断大企业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而这种组织能力本身就构成了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认为，经济的进步源于经济组织等级的不断提高，正如企业从小的私人企业进化到大规模企业和（当前的）产业集团一样。

然而，高水平的组织使价格失去了弹性。在19世纪早期，企业可能随着产业中机会的增加和减少而产生、发展及消亡。资本很容易流入有前景的新兴领域，技术信息传播的障碍也很小。然而在20世纪早期的经济中心部分，大企业获得了持久性和控制新技术发展的能力，因此，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经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成为管理决策的主要内容，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始依赖于少数非常大的企业的组织能力，而以前从未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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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

斯图·M·布鲁明（STUART　）

本卷前面的章节详细阐述了罗伯特·高尔曼在第1章中提出的两个相关的主题：美国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偶尔被打断）及其经济体制、经济惯例和经济规范的重构，这迫使我们采用某些特定的词语来对其进行描述，例如工业化、中心化，或者是一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意味的短语，如向自由企业体系或资本主义迈进。在最后一章中，在考虑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同时，还要探询二者之间的一些最显著的相互关系和在“漫长的19世纪”中美国更纯粹的社会关系。用一个略微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发展影响了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和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和“社会”的区别是很任意的，更多地只是表示不同的现代社会思想（和现代大学系部结构的安排），而不是指普通人每日生活的不同方面，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些设置会比其他的设置更有用和更可信一些。此外，即使有人能准确区分“经济”和“社会”的界限，追寻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这“极具意义”但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在本章中将对上一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不同程度的划分而得到的不同答案。不管怎样，它们都可以归入范围广阔而意义重大的三类需要研究的范畴中，但这并不表示将包括有关19世纪人们所经历的、每日生活所出现的和经济变化的所有问题。

其中，生产和市场关系的社会地理布局是需要研究的第一大类。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明我主要谈及的两类不同或者说近乎相反的现象，一个是集中化或者说中心化，另一个是分散化或者说扩散化。第一个现象包括人们从乡村向都市或城镇的迁移，以及以城市为基础的公共机构（包括资本家的机构）的向外扩散，即更接近留存下来的农村人口；换一句话说，城市化不仅是人口的集中，还包括城市影响范围的扩张，而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出现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增长的引擎。第二个现象包括绝大部分欧洲裔美国人口和非洲裔美国人口向远离都市中心和市场体系的西部地区进行的扩张。开拓边疆的历史比城市化的历史要更为源远流长，但是这可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