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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land)、奥利·罗尔瓦格(Ole Rolvaag)、维拉·卡瑟(Villa Cather)描写大平原的文学作品的主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1)
特纳的边疆论文在构思时主要参考了更早的在大陆东半部分森林区域的边疆情况,假如不符合加兰或罗尔瓦格的悲惨或者挫败的故事那就很容易符合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而遭遇的更大挑战。形成独特的美国个人主义以及特有的美国式民主——也许甚至包括警戒主义的暴力“民主”时,还要经历另外的严峻考验。但是假如这一经验和更早的边疆能够“解释美国的发展”(特纳1893年的文章不够资格称之为“解释”),那么这一经验实际上必须是有力的,因为美国社会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边疆的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还有相反的力量,它们不但由于人们最初与荒野接触而富有继承或地理转移的影响力,而且有解释力。在边疆之后,远在它“结束”之前——实际上,在大型放牛牧场、富饶的小麦农场、采矿公司和铁路的边疆,美国正在发展一个拥有一体化的市场和生产性、商业性和金融性机构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体系是驱动和形成领土扩张本身的重要力量,但是它首要的地理表现是集中化而不是分散化。在西部扩张的古典时代,当穿越密西西比河向西的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口增长到1 600万人时,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城镇中增加了2 000多万人(包括400万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
这半个世纪的城市化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南北战争之前的20年期间(也许更精确地说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经济恢复后的十六七年间),美国城市人口从不到200万增加到600多万,城市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例将近翻番,达到20%,而且官方承认的城市和城镇从131个增加到接近400个。在这之前和之后,上述人口变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反映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活动在加快步伐,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场持续融合到近处或者远方的城市市场,并且外国移民达到惊人的高潮,绝大部分是爱尔兰和德国饥荒、经济混乱和革命造成的难民。与早期差异较小、不那么绝望、数量较少的移民相比,这些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新”移民(爱尔兰人多于德国人)在更大程度上被迫在美国工业化的城市中寻找工作,并且他们不但增加了入境港口的人口,而且增加了内陆运河和铁路城镇的人口。无论外国还是本地出生的人,农村—城市人口流动的方向首先是向大城市,虽然小城市和城镇也在增加,但大城市获得了这一时期城市增长最大的份额。纽约在这20年增加了50万居民,而且令人惊异的是,短时间内恰在东河(East River)对面的乡村小镇布鲁克林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很快就融合成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
在南北战争的10年间,城市增长在继续,到1870年,25%的美国人口居住在663个城市和城镇中。虽然有战争的破坏,里士满的人口在1860年到1870年间仍增长了1/3强,而亚特兰大人口则不止翻番。由于城市经济的产业核心部门的罢工,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对城市化进程的减缓作用可能超过了战争。但是到1890年,经过一个总体上繁荣的10年和另一个以城市为焦点的外国移民高潮,城市人口达到全国总数的35%,而城市和城镇的数目超过1 300个——自1840年以来增长了10倍。
这些全国统计数字相当程度上遮盖了地区间的差异。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城市化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各州地带,即从俄亥俄州一直延伸到威斯康星州进展最快。在1840年到1890年,新英格兰、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和城镇居民比例从占地区人口的将近20%(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增加到60%这一绝对多数。中西部各州城市居民从1840年的只有4%(当时这一地区的一部分还属于边疆),增加到1890年的38%。但是城市和城镇的发展还是局限在很小的城市地区。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越过密西西比以西,立刻出现一片广阔的区域和生机盎然的城市。在西部只有很少的城镇,并且这一现象实际上能追溯到一代多人以前,但是到1890年,全美国28个人口大于10万的城市中有8个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在1890年每4个西部人中就有一个是城市或者城镇居民。在东南部,波托马克河(Potomac)下游和密西西比河以东,是美国城市化程度最小的地区,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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