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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金斯小姐，在你们国家，如果我告诉我的律师某件事，即使是某件可怕的事，她可以告诉警察吗？”

詹金斯想了一下该怎么说。“吉文斯先生，作为一个律师，我不能够将我的委托人告诉我的任何事情告诉警察，即使他要告诉我是他开枪打死了那个女孩。”

“詹金斯女士，请放心，我永远也不会干那种残忍凶暴的事情。”听到他说话不再使用农民的腔调，詹金斯瞪大了眼睛。“或许我应该解释一下。”

“或许你应该。”

“约翰·吉文斯不是我的真名，尽管你可以继续那样称呼我。而且我也不是我假定应该是的推销员。”

“你是一个间谍，对吗？”詹金斯的话音里混杂着惊奇和着迷。

“我喜欢‘情报收集人员’这个词。间谍听上去太像詹姆斯·邦德了。”

“‘情报收集人员’干的就是买卖毒品吗？”

“因为我的一些联络人愿意让我支付给他们毒品而不要现金。”

“那么这些联络人为你做什么呢？”

“他们替我搞到我自己搞不到的东西——你们政府希望不让人知道的高度机密的情报，保密的设备、名称和地点。”

“你在巴尔的摩这里有这种联络人？”

“噢，天啊！我在华盛顿工作。我只是住在巴尔的摩。这里还舒服得多，又便宜。一个更加安全的买卖毒品的地方，至少在今晚之前是这样。”

“那么，你乐意用你的一些高度机密的情报来换取自由吗？”

“一点儿也不，詹金斯女士。我辛勤工作才掌握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那么吉文斯先生，不管你叫什么，为什么告诉我你是一个间谍？”

“詹金斯女士，作为我的律师，你有责任为我获得释放而尽你的一切努力，不对吗？”

德博拉·詹金斯又一次在回答之前想了想。“那是律师的职责，是的，只要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

“要回我的私人物品并将它连同一个口信转交给我的雇主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吗？”

“我不敢肯定，这件物品与你的工作有任何关系吗？”

“为此项服务支付一大笔非正式的律师费可以答复你这个问题吗？”

过了几分钟她才做出回答。在她回答时，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先前所没有的犹豫不决。“那当然答复了我的问题。严格地说，这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这将是对我的国家的背叛。”

“詹金斯女士，你是一个律师，一个律师首要的，实际上也是她惟一的责任是对委托人负责。我向你保证，只要我的使馆听到了我被捕的消息，也就是几天的时间我就会被释放。他们会拿你们的一个间谍来交换我。不管我被耽搁多久，我拿到的情报将会传过去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给你的使馆打电话？”

“詹金斯女土，如果我从巴尔的摩监狱的牢房里给俄罗斯大使馆打电话，窃听那里所有电话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将知道我的存在。这将变成一桩国际事件。想想舆论吧！‘俄罗斯间谍在毒品谋杀中被扣留’。我希望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盖达还希望不让她知道，一旦他被捕的事公开了，即使不是全部，他的一些联络人将无疑会暴露出来，使他的许多工作前功尽弃。

“詹金斯女士，如果你按我说的做，你将不仅履行了你对委托人的义务，而且，当我被交换的时候，你将对帮助从俄罗斯监狱释放一个美国同胞负有责任。还有我提到过的将用现金支付的律师费问题。”

詹金斯好像被说服了。“吉文斯先生，如果我要帮助你的话，我必须要确切地知道你需要我做什么。”

盖达如释重负般地叹了口气，他就美国司法系统的公正和它的律师们的贪心默默地感谢他一度失去了信任的上帝。

他对詹金斯说：“我需要你拿上我的物品，就是当他们带我送来时值班警官从我这儿拿去的那些，到华盛顿我的使馆去。在我的钥匙环上，有一把标有‘康多海洋’的钥匙。告诉他们那是哈福大街理查森体育俱乐部里302号衣帽柜上的钥匙。”

“衣帽柜里有什么？”

“你需要知道吗？”

“我想不需要。我猜是些文件的副本，计算机磁盘，还有你的联络人为你弄到的别的东西。”

“差不多，詹金斯女士，差不多。我确信我不需要提醒你，作为我的律师，你不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