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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从条条框框出发。如果这样做引起此岸或彼岸评论家的争议，那也是对我写作的一种激励——尤其是对两岸文学研究的深化，会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近十多年来，我专治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出版过几本这方面的专书，但我仍写一些有关大陆文学的研究文章，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参加“余秋雨要不要忏悔”讨论的一组论文，想不到却惹来了一场震动中外华文文坛的官司，还和研究对象一起对簿公堂，这倒有一点戏剧性乃至荒诞性。但这场官司并没有吓倒我，更没有终止我考证某些作家历史问题的兴趣。收在本书中的《纪弦：大节有亏的作家》，就属这类文章。

我不信评论文字只能说好话，一旦说出历史真相就是“诽谤”他人名誉，因而我没有听好心朋友的劝告，仍把批评纪弦的文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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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

海峡两岸同声“炮轰”胡适

1948年秋天，当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时，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关于胡适的一段播词，劝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留在大陆会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在北大校长办公室听了后既不激动，也不快乐，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他们要我吗？”看来他是不想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胡适坐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开了北平，旋即从上海乘克里夫总统号轮于1949年4月6日前往美国，开始了他流亡的寓公生涯。

1954年，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主义的敌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即周扬所称的“讨胡委员会”。在郭沫若“委员长”的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有三十本，总计有三百万言之多。这些文章，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些富于谐趣的批注。他曾想对大陆的批胡运动作一总答复，后因他新月时代的好友叶公超的劝阻而未写。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胡适在这里承认自己的思想对马列主义有“抗毒”作用，这说明大陆开展的这场批判指导思想有对的一面，但这场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并加以尖锐化的大批判十分粗暴，比如全盘否定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贡献和学术研究成就，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早在1936年与斯诺会谈时，就谈到五四时胡适和陈独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就是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过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自由主义者由于长期游离于左右翼之间以及政治与学术之间，故常常陷于两难境界，以致“猪八戒照镜子——两边都不是人”：正当海峡这边批胡高潮刚过去，海峡那头又掀起了一股批胡恶浪。

事情是这样引发的：以胡适任发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国》，以西方的自由*精神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统治。在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做七十大寿时，《自由中国》出版了别具用心的“祝寿专号”，上有胡适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不要大权独揽而应发扬*，做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守法遵宪的“三无领袖”。胡适的挚友、该刊主编雷震写的文章，则要求官方彻底改革“国防”与“经济”。

胡适（2）

胡适这时尽管在海外，但他仍时刻关心着祖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状态。他在接受《台湾新生报》采访时，认为大陆在搞“百家争鸣”，开放思想自由。如果台湾不再“彻底实行言论自由”，那就不能“树立真正与共产党不同的模范省”。胡适还面劝蒋介石将国民党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以便群众监督。胡适这些言论及《自由中国》所散布的彻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