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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学者——是陈映真也是余光中的共同朋友提供的。

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像谈《狼》文那样令人激赏，而是使人感到遗憾与怅然，因为余光中的确把告密信直接寄给王升，其根据是：

90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时皆以“老师”称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起余先生把材料给了王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证陈映真有的“新马”思想为何物，就教于郑先生，郑先生不以余先生的说法为然，劝王升不可兴笔祸，并公开奖励有成就的乡土作家。结果是没有笔祸，但也没有奖励。77

所谓“密信”不仅告发陈映真，而且还牵连到一位姓颜的教授和一位现在成为*派的姓谢的艺术家。其实，陈映真只是听郑学稼（后又说是郑的学生）的转述，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这样，陈映真对余光中文章的标题也有意见：

我从别人引述陈漱渝先生、从钟玲教授和余先生的来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为余先生高兴。没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中，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紧抓着有没有直接向王升“告密”的细节“反拨”。这使我读《向历史自首？》后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释怀，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动念？78

余光中和陈映真在反对*方面，没有根本的分歧，但两人的历史积怨太深，故余光中给自己向历史自首打了个问号，陈映真由此觉得对方缺乏“自首”的勇气和诚意，因而这场论争无论是称“陈映真事件”还是“余光中事件”，均留下一些遗憾和悬念让人猜想。

不管结果怎么样，这次余光中、陈映真的对话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坦诚面对历史，逐步达到谅解，“弥合伤痕，增进当下台湾民族文坛的团结，当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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