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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月刊》、《亚洲文学》、《反攻》、《作品》等许多媒体的宝贵篇幅。虽然这场论争是由苏雪林不实的“话往事”的文章引发的，但“话往事”本身就是双刃剑。当苏雪林用“流氓大师”、“青皮学者”来称呼鲁迅和用写黑信的方式诬告刘心皇，而刘心皇又用编书的方式去伤害苏雪林这位老作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甚至是用其做彻底搞臭、搞垮苏氏的政治棍棒时，这件事已走向“案件化”和“新闻化”，已与文学无关，与苏雪林无关，甚至与刘心皇无关。如果在刘、苏两人均已先后作古的今天还纠缠于某些细节（比如郁达夫未能到暨南大学任教，是否系“某女作家”苏雪林写诬告信上诉*而砸掉了郁达夫的饭碗；苏雪林说胡适请她吃饭，在“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点如醉如梦，疑幻疑真的感觉……”，是否属于“亲爱礼敬之处”或是暗恋上了胡适），人们就将永远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真相不是苏雪林是真的“拥鲁”还是“反鲁”，也不是刘心皇是否真的在求证文坛往事的真伪，而是从中看到“*”环境下的白色恐怖，如何使一场学术论争变成了互扣红帽子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使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因泛政治化变得如何剑拔弩张。

当文学史家刘心皇写下“文坛往事辨伪”这一书名时，其开端就是结局。无论此笔墨官司谁胜谁负，都意义不大。这其实是一出闹剧。这场闹剧虽然使神圣的学术讨论受到羞辱，但也有积极的作用，那就是在禁谈鲁迅的年代从反面宣传了鲁迅，正如1953年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在劝苏雪林不要出版“反鲁”专书时说，“台湾同胞并不知鲁迅为何人，鲁迅集子在台湾又是禁品”，现由她不断写文章谈“拥鲁”还是“反鲁”，这“不是替鲁迅做宣传吗？”29尤其是高喊“鲁迅崇拜万勿提倡”的苏雪林，甚至把国民党兵败大陆归结为鲁迅“投共”，这是对鲁迅另一种方式的“抬举”。苏雪林用自己的拳头击伤了自己，刘心皇用“丰富”的史料所打造的亦是一根很粗的反效果的耻辱柱——正如当年作鲁仲连的柳浪所说：刘心皇非难、牵绊与打击苏雪林，其作用是“无形间有利于”*。基于此，我们对他们反鲁、反左在“感谢”之余，还要指责他们互扣红帽子助长了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在学术上既亵渎了鲁迅，也伤害了胡适。30

总之，“文坛往事辨伪案”是一面本能*与无法躲开30年代文艺的镜子，映照出“悼大师”的苏雪林与“往事辨伪”的刘心皇各具形状的灵魂。可悲的是，刘心皇在1996年去世前夕，还对这笔官司念念不忘，当他得知笔者写过一本《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31，在书中提及“辨伪”一事时，除给笔者写了一封长信大骂苏雪林外，还寄来一包发黄的《文坛往事辨伪》和《从一个人看文坛说谎与登龙》，要我转武汉大学“苏雪林著作陈列室”，企图用当年出书和今天送书辩诬的方式洗刷自己“检举”苏雪林有“拥鲁”前科的耻辱，而却把不择手段攻讦老作家、欲置人于死地的更大耻辱留给了台湾文坛乃至两岸文坛。

谢冰莹（1）

叶落归根的“中国第一女兵”

“文儒武侠一身当”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有三位女寿星：大陆的谢冰心，台湾的苏雪林，由台湾到北美的谢冰莹。

不少人常将谢冰莹与谢冰心误认为两姐妹。其实，称冰莹为“舍妹”的冰心生于1900年，为福建长乐人；称冰心为“家姐”的冰莹，生于1906年，为湖南新化人。冰心比冰莹出名早。虽然冰莹还在学生时代就读冰心的作品，在抗战时期的成都听她演讲过《闲话燕园》，从冰心那里吸取过不少营养，但两人走的是不同的创作道路。如果说冰心是属闺秀型的作家，谢冰莹却是“战士型”文人。一个阴柔，一个阳刚。一个囿于个人的情感天地，一个却跑到前线去，替军队服务。她们两人第一次见面为1944年。谢冰莹曾自豪地告诉别人：“我与冰心不是亲姊妹，而胜似亲姊妹。”

谢冰莹的成名作是《从军日记》。作为北伐时代最活跃的一个女兵，她将自己参加平息鄂西夏斗寅叛乱，随军出发新堤的生活经历写了出来。这里当然有艺术加工，如作品写了一个农协会员董海云——“他知道自己的贫穷，不是‘天赋之命’，而是军阀、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如此激进的思想，正符合北伐精神，因而当时主编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读了后，把这组文章从1927年5月14日连载至6月22日，后引起巨大的反响。接着著名作家林语堂将其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