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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得很不起色，渐渐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农民拿走大半，还流传谚语：“五七干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他在这里，也接待过一次外调：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刚到干校的时候，大棚还没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间小棚里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个原来要好、平时也很尊重他的同事进来说：“我把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孙犁以为他劳动回来晚了，先去吃饭，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众专政室”的头头照例集合人们训话。这个头头是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惯会无事生非。这天，他先是批判孙犁，孙犁正在低头听他大放厥词的时候，那位同事忽然说：“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孙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状，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没有说话。头头威风地冲孙犁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当时排队的有几十人，不少人对孙犁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孙犁知道，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如不当场揭发，后果是很危险的。所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会有那种气压“群小”的表现。

他在干校呆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小说”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得传授，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