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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孙凤鸣的“晨光通讯社”记者，却从相机中拿出手枪，朝着立于第一排中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连连开枪。由于汪精卫是在转身之中，所以他的左颊、左臂及背部连中三枪，枪响之时，汪精卫应声倒地，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连连开枪，将孙凤鸣打倒在地。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急忙下令用急救车将汪精卫送往鼓楼中央医院抢救，并封锁会场，不使人出入。通过对采访许可证等各种线索的追查，查出此事系晨光通讯社所为，随即将该社人员逮捕或通缉，追查人犯。

依照通常的情况，全体中央委员摄影，时为中央常务委员的蒋介石，当然应入座合影，但事有凑巧，蒋介石因故未能下楼参加摄影，而晨光通讯社的这次谋刺活动，是经过长期策划，周密准备，其谋刺的对象恰巧又是蒋介石。这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对内*反人民，致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不满。由于谋刺对象蒋介石未在现场，谋刺计划又不能不进行，所以刺蒋不成，便改成刺杀汪精卫。因为汪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具体推行者，被刺也是罪有应得。

但是，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要员不了解此中内情，而且蒋又不到场，更增加了他们的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

汪精卫被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枪伤不甚严重，不致有生命危险。经住院治疗，相继将左颊及左臂大部分弹片取出，消毒缝合，很快痊愈，但背部子弹因夹于5、6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11月20日，汪出中央医院，赴上海，往德国医生诺尔医院继续检查治疗，终将左颊残留弹片全部取出，但背部子弹仍留体内。

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6年2月19日，汪精卫根据德国医生诺尔的建议，乘船离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汪精卫的赴欧，标志着自1932年1月以来，蒋汪合作体制的解体。由于汪的辞职，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陈公博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陈公博的辞职，其遗缺经蒋介石的提议，由周佛海继任。这样，周佛海便轻易地由一般的中央委员，而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机关，担任实际的领导职务。

民众训练部，顾名思义，是对民众的组织与训练，而民众组织不外乎壮训练及青年训练；而青年训练，又主要是学生。当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所以主要是对学生运动的防范与控制。所谓训练，不过是宣扬国民党政府的各项政策，迫使学生遵守与服从自己。因此，周佛海的主要任务，便是往各大、中学讲演。民众训练部只是一种公开的名称，其实际活动又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如军统、中统等密切配合，相互协调。

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各界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12月12日，身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武装扣押了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

时在德国疗养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立即启程回国。汪精卫本来以为蒋介石再不会安然返回南京，因此，国民党的军政，非他主持莫属。但是，在船行途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于此，汪精卫取蒋地位而代之的企图化为泡影。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时，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并同船往上海。1月18日，汪由上海飞抵南京。20日，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由于汪精卫的复职，所以汪派人物也经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出任各项职务。民众训练部部长本为陈公博，现在陈要重新任职，因而顺理成章，仍任其为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职位有限，陈公博要出任，周佛海只得退任。

2月21日下午，周佛海从陈布雷那里得知，蒋介石拟改令陈公博任民众训练部部长。闻此消息，周佛海说：“此事在余个人并无得失关系，前年得之意外，今不能谓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