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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人感到神圣，熟悉的人感到沉闷。这段时间上班，古长书老是遇到汪书记。各位书记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都在一层楼上办公，平时门都关着，很少有敞开的，一副高深莫测的衙门模样。古长书觉得奇怪，有时一出门，就偏偏遇到汪书记出来或者上楼。他任何时候见到汪书记，汪书记的面孔都跟大楼一样庄严。他想恐怕是领导当大了，笑就越来越小了。有时汪书记还向他点点头，说：“长书，怎么样？适应了吧？”古长书就微微一笑，就说：“慢慢学。”如果汪书记不多说话，古长书就不会多说。那天他送材料给汪书记，他以为汪书记会跟他聊聊工作的，但汪书记并没有挽留他，也没让他坐下，只是板着面孔，指示性地对他说：“长书，你要尽快适应这里的工作。”古长书就噢噢答着，出门后，他就反问自己：难道在领导眼中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吗？是不是我做得不令他们满意？再回头查查看看自己的工作有无疏漏之处，发现并没有什么差错的地方，这才放心下来。古长书一心一意地扑到工作上。市委办的工作跟工业局完全不同，工业局的工作很容易显眼，亏盈都有数字说话。而办公室的工作都是事务性的，服务性的，又是杂务性的，你累死累活，也看不见摸不着，更不象工业生产可以量化。几十天过去，古长书都没有找到一个新点子。每天除了看文件，就是修改文件，送审文件。闲了他就看书，看文秘类和经济类的专业书籍。古长书手下的秘书班子共有八个人，研究生毕业的就有四个。最低文凭也是本科了，他们都有良好的基本功。但古长书毕竟是一个脑子特别好使的人，他从看秘书们起草的文稿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对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能力不强，对存在问题分析不透，缺乏独到的见解和思想眼光。甚至有的秘书的综合素质很差，就连他们总结市里已经取得的成绩，都总结得非常平庸，该动听的地方，恰恰又动听不起来。把工作中的亮点都掩盖了。可是，他的这些看法能说出来吗？古长书迟早是要说的，但不是现在说。现在说就性急了点。古长书向来认为，世界上就没有不可以说的话。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说出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和情人见面时说想念的话，与朋友相见时说友情的话，跟同事在一起时说玩笑话，跟下属在一起时说关爱的话，跟领导在一起时说体面的话。但假话，脏话，奉承话，刻薄的话，要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说了假话看不见真心，说了脏话污染了环境，说了奉承话等于骂人，说了刻薄的话别人会记你一辈子。古长书很讲究这些，在他看来，会说话的人，看时机，看场合，看背景，看听众。这一切看准了，即使说话说错了，也有人原谅你，语言的负面影响也能降到最低限度。不会说话的人，就看不准这些方面，会把好话说成坏话，实话说成假话，效果就适得其反了。古长书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他绝不会在眼下指出秘书班子存在的不足之处。打狗看主，说他们不行，就等于否定了在任领导李修明的工作，你才来几天呀，就跷尾巴了？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这样的话，不仅会得罪下手的秘书们，包括李修明在内的市委办领导都会得罪。再说，这些秘书许多时候都是跟在市委书记屁股后面的，他们在书记面前的那张嘴，是香是臭很难说。关键时候戮你的脊梁骨，受了暗伤你还蒙在鼓里。一般说来，一到市委秘书这个岗位，就等于选择了从政，职业的路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用不了几年，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不是县长，最低也是哪个实权部门的科长或其他什么职务。因此，对待他们的方式方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活动。深奥得没底，宽泛得无边。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耐人寻味的。在各色人等中，党政机关干部又是最耐人寻味的。相反，古长书在办公室开会时充分肯定地指出：“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有一支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过硬的秘书队伍。我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每个人的优点，也学习着领导你们。你们是中坚力量，担子都压在你们身上，我是为你们服务的，跑腿的。有你们这支强有力的队伍，我这个副主任就很好当了。大家干好了，成绩是你们的。大家干差了，责任在我，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能力差。可我相信，有你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工作是能够干好的，是能够让市委和其他部门满意的。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充满信心。”这话说得大家心花怒放。古长书之所以这样讲，是基于他对下属心理的准确把握。他来市委办这么长时间，秘书们都在暗暗思忖：这位新来的副主任究竟怎么样？他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在他的眼中价值几何？古长书的这些话，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正式答复。别看内容有点虚，但秘书们听起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