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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不仅如此，古代一些著名诗人也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作用，力图通过诗歌来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实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如韩愈、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等。白居易十分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他通过赞颂诗人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他完全从政治教化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作用，使诗歌成为附属于政治和道德的工具，最终目标是要借助于诗歌教育来巩固政治秩序、完善社会风尚。

二、《诗经》自成书之后就一直是传统诗歌教育的最主要读本。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啵�纭贰ⅰ段婪纭贰ⅰ锻醴纭贰ⅰ吨７纭贰ⅰ镀敕纭贰ⅰ段悍纭贰ⅰ短品纭贰ⅰ肚胤纭贰ⅰ冻路纭贰ⅰ惰矸纭贰ⅰ恫芊纭贰ⅰ夺俜纭罚�彩�濉豆�纭罚��话倭���弧堆拧钒�ā洞笱拧啡��黄��缎⊙拧菲呤�钠�弧端獭钒�ā吨芩獭啡��黄��渡趟獭肺迤��堵乘獭匪钠��

《诗经》最初称《诗》，历史上有孔子“删诗”一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