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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传》是《诗经》诠释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在《诗集传》中，他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而就诗篇本身探索其本旨；文字音义则不拘泥于训诂之学，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齐、鲁、韩三家学说，而以己意进行取舍。《诗集传》释义简洁，明白易晓，逐篇述其主旨，逐章言其大意，常有新解。朱熹以后，注释《诗经》者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也以《诗集传》为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和“诗教”传统对中国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毛泽东就曾写作数首四言诗，如《奋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等。1937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就采用了古朴典雅的四言诗形式。《诗经》里的一些诗篇在今天仍然是诗歌教育教材，如《关雎》、《蒹葭》、《伐檀》、《硕鼠》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二是纯粹的诗歌类读本，是指根据某种需要编选的各类诗歌选集、全集、总集之类。

《诗经》原本就是一部诗歌总集，本名曰“诗”或“诗三百”，孔子加以整理后用以授徒，虽然作为礼乐教育的教材，但并未改变其本来面目。西汉时“诗”被儒家尊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此后其文学色彩越来越淡，而经书味道越来越浓。

自两汉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诗歌的选集或总集就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就成为文士学习作诗的范本而广泛流传。如《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花间集》、《江湖集》、《唐音》、《唐诗品汇》、《唐诗解》、《唐音统签》、《名媛诗归》、《明诗综》、《词综》、《全唐诗》、《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这些诗歌选集、全集、总集往往规模浩大，适应对象也非常广泛。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北宋时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窜改，所收诗歌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对古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中唐时期，蒙馆塾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全唐诗》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