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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从安阳殷墟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来看，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王朝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

夏商两代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在内容上，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就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直接为奴隶主服务，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歌舞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奴隶主阶级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职业音乐歌舞人员的出现，促使音乐歌舞迅速发展起来。

巫和觋虽然不是职业的诗人，但他们传唱着当时流行的歌谣，为奴隶主祭祀祖先服务。他们歌颂着奴隶主祖先的丰功伟绩，对奴隶主贵族的子孙进行着家族历史的传递，间接地起到诗歌教育的作用。正是他们的代代传唱，把上古时期的音乐歌舞保存了下来。

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使用成熟文字的确切证据，但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数量较多的文字符号。从半坡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商朝甲骨文的出现来推断，夏朝应当有比刻画符号更先进、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商都遗址发现了大批用于占卜、刻有文字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已发现商朝后期的单字就有3500字左右，并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构词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奴隶社会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是研究和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

文字的发明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相传夏已有了历书——《夏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代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积累了较多的医学知识。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诗赋重视音韵和谐和骈偶对称的现象，就是从汉字摹形拟声的特点中产生的。

夏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诗歌教育的。《尚书…虞书…大禹谟》有这样的记载：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这段记载说明夏的开创者禹在舜帝时代就认识到“歌”的重要作用，通过“歌”来宣扬德政，教化百姓。“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正好说明了诗歌教育的目的。

《尚书…夏书》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如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的内容充满劝诫的意味。

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和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庠、序就是早期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禹）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序”就是供国老庶老教育学生的场所。虽然“庠”、“序”还不完全是专门的教育场所，仍然兼有养老作用，但它的出现表明，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专门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当时的教育内容仍然保持着综合性的特征，把学习舞蹈、音乐、礼仪、语言文字和学习射箭、驾车等技能融为一体。这时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只能是奴隶主阶级的子孙。包括礼、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