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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厅（纪念哈罗德·罗斯）”点上一杯橙汁与一份燕麦片。他还受不了自动电梯，多年之后《纽约客》的办公楼依旧专门为他保持一架人工的电梯。

当25岁的年轻作家韦德·梅塔第一次与威廉·肖恩通电话时，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尽管他是如此崇拜《纽约客》。因为肖恩从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作为他倔强性格的反映，他从不在《纽约客》上刊登自己的电话。除了向大学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么在乎广告商。肖恩先生也尽量避免谈论自己，除了他最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他的出身状况。与E·B·怀特一样，他不接受采访，只是偶尔会接受演讲的邀请，不过只有在说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长大”时，他才言语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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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2）

在哈佛念书的韦德·梅塔有一次与同学曾在校园里遇到肖恩一家，他觉得他们一家仿佛来自小人国，他们是那么不起眼。他多么希望告诉身边的同学，这就是编辑出《纽约客》的人。

肖恩与罗斯太不相同了，这种差异之大类似于后来的蒂娜·布朗与肖恩。肖恩也喜欢幽默，但是幽默在肖恩时代却已不再是《纽约客》的标签了。一方面是因为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还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正如E·B·怀特曾写道的，罗斯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30年代的产物，那是人们在街头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

《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了保持了固有的文学成就外，它更变成了探讨严肃社会议题的舆论领袖。当然，肖恩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领袖看待，他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分享。后来成为他终身的亲密伴侣的作家莉莉安·罗斯说，肖恩是一个诗人与小说家，并终身保持着对写作的渴望，但当他成为编辑后，他便将这种才华完全贡献给了他的作家，所以他比别的编辑更能体会到当作家的障碍与欢欣。他是那么的低调，他称所有的人为“先生”，并保持着父亲般的奉献精神，很多《纽约客》的作家们在其著作上写明“献给肖恩先生”。韦德·梅塔在刚开始为《纽约客》工作时，发现肖恩先生竟然会在任何时刻都耐心地给他打电话，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细节而反复讨论，这使梅塔觉得似乎肖恩只对他这一名作家负责，他常常怀疑肖恩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去与那么多作家进行类似的交流。

肖恩的完美主义使《纽约客》成了新闻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经过一年以上的反复修改之后而完成的。尽管一些作家抱怨终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这的确将错误减少到最低。肖恩将一本杂志推向了它不应该具有的位置—它甚至比书籍更耐读与准确。美国的几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简洁方式是在《纽约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想像23岁的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美国著名作家）因为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就名扬四海了吗？就像韦德·梅塔回忆的，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意味着你被广泛地谈论。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美国小说家）、J·D·塞林格等，战后美国最好的作家们都与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塞林格称肖恩是“最不可思议的天才艺术家编辑”。

从1945年的《广岛》报道之后，肖恩继续使《纽约客》保持着社会良心的领导角色。尽管他从来都是那样温和，但却暗暗使《纽约客》承载了教育的使命。20世纪60年代初，杂志发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伯德温关于黑人凄惨命运的小说，成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美国生物学家）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也是最初在《纽约客》发表并掀起了环保主义风潮的。一次，肖恩邀请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杂志撰写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章，后者则担心这样的题目是否对读者来说太艰深了，但我们的肖恩先生则用他著名的缓慢语气回答说：“不，他们需要读这些。”

在文学形式上，肖恩则加强了《纽约客》“文学性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的影响力。1965年，杜鲁门·卡波特在此发表了纪实性小说《冷血》。这部以一桩离奇的凶杀案为题材的冷静而富有想像力的作品，除了给卡波特带来巨大的荣誉外，也使“新新闻写作”成为20世纪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