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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面对幸福的各种定义告诉我们，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要是人们内在的心理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在个体之间会进行比较，从而引起攀比效应。这就对政府的幸福政策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制定政策前，必须充分了解影响社会成员幸福的共同因素。

从研究角度讲，人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体的人格特质。社会经济政策要起到普遍提高人们幸福感的作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聚焦于人类幸福感的共同影响因素；二是不能在增强一部分人的幸福时给其他人造成痛苦。

由于幸福感带有强烈的个体人格特性，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也具有强烈的主观特征。这使得在政策层面寻找影响幸福的因素面临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统计分析，人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影响因素。比如，人的欲望（在经济学上它与未来收入预期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社会治安情况、收入水平、邻里关系、与周边其他人的差距等。由于幸福涉及太多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因此，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从不同角度分析影响幸福的因素。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主要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切入，对幸福进行研究。因此，他为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创造真实财富。他认为，人们的幸福与财富有关，但幸福不能与传统经济核算中的财富成正比，很多财富与幸福无关，甚至会降低幸福感。他寻找的是能够使人幸福的“财富”。只有能够增加人的幸福感的事物，才会构成人们的真实财富，才应该是政策激励人们去创造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本身是创造财富的核心目的。他对财富一词进行了追本溯源，得出了“财富是通往健康的工具或道路”的结论，这似乎很有道理。健康不正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吗？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健康，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成为身外之物，人还会幸福吗？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指出，“财富不再只是狭隘地被定义为物质财产的货币价值，而且必须包括许多经常是无形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其中包括我们精神的康乐、希望、幸福、游玩的乐趣以及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些曾被罗伯特·肯尼迪敏锐提及的属性，正在从我们当前流行的经济发展测度手段（即GDP）中消失”。基于此，他对传统经济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财富核算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他的思想，创造幸福，就是创造财富。反过来说，创造财富应该使我们幸福，不能使我们幸福的财富创造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的逻辑下，幸福与真实财富是等价的。这就使得经济学回归到了其原始的真正含义，不仅仅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其利益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如何使人类自身更幸福快乐。那么，如何核算和测度幸福呢，面对涉及人们主观判断的不可定量核算但对人们的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发展了真实进步指数，类似幸福指数。

序二（4）

核算幸福时；既要考虑增加幸福感的因素；也要考虑为增加幸福感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增加财富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但创造财富要破坏生态环境，损坏了生态环境，降低了人类的基本幸福要素，便减少了幸福感。

三？关于幸福经济学

中国的一些幸福学者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人生就是追求幸福和享受幸福的过程，而幸福就是渴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觉。人的不满足本性贯穿于人的一生，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始终。不满足就有新的渴求，渴求的一点点被满足就会带来幸福感，所以人类思想深处的基本矛盾就是追求幸福和幸福渴望永远增长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个渴望实现以后，马上会有新的更高的渴求产生。渴求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如果我们假定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人类全部渴望的总和，前述判断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惊觉，世界上最强大、生产力最发达、人们的收入全部被消费掉而不储蓄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危机，人们的幸福感会如此之低。失业、收入下降、人际关系冷淡、恐怖威胁等，都使幸福感下降。这印证了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悖论，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提出了挑战。它意味着经济增长、高收入、物质的充裕不等于幸福。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