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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存哲学，他们有自己在艰难环境中维系精神的强大纽带。切莫认为作者在一味地写苦难，其实，正是老顺及其儿女、村人们的坚韧与豁达、勤劳与奉献，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广柔的大地。

审美上素有“使情成体”之说，《大漠祭》以雄浑的自然生态为背景，以人情美、人性美为结构内核。老顺有三个儿子，老大憨头因救人而阳萎，家里换亲把妹妹兰兰换了出去，给他换来了莹儿做媳妇；老二猛子，蛮勇任性，与某大款备受冷落的妻子有染；老三灵官，带有作者的影子，他有文化，灵心善感，在特殊境遇里，与嫂子莹儿发生了恋情。这么说，只是勾勒了最简略的人物关系。事实上，作品的动人力量，全在于超越了这个故事层面，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在灵官与莹儿的关系中，可供寻味的东西更多，在乡村，真正伟大的多是女性，她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给生活注入了欢欣，又承当起巨大苦痛，从容面对一切。

《大漠祭》的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随手可拎出这样的句子：“风最猛的时候，太阳就瘦、小、惨白，在风中瑟缩。满天黄沙，沙粒都疯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肤上，死痛。空中弥漫着很稠的土，呼吸一阵，肺便如浆了似的难受”———没有切肤体验和观察是写不出的。这是状景，写人的妙语就更多了。长期以来，不少自以为是乡土小说的作家，过不了乡土语言关，因为语言的滞后，他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乡土生活中许多有生命力、启示力的东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学和禅意。这不禁使我想起，《大漠祭》在审美上与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刘“在一头牛、一只鸟、一阵风、一片落叶、一个小蚂蚁、一把铁锨中，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雪漠何尝不是如此。

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我以为，经济的欠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而文化的欠发达，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大漠祭》告诉我们，乡土文学不会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如果说，过去的“农村题材”的提法有某种观念化、狭窄化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诗意的东西遮蔽了，那么，“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忆），在乡土生活中寻觅精神的资源，甚至源头，已成为当今许多作家的共识。《大漠祭》崭新的审美风貌是区别于以往同类创作的——这或许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的问题。

（本文原发于《光明日报》2001年8月16日，编者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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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序（1）

●雪漠　从“名人”谈起……

（1）

《大漠祭》一完稿，朋友就劝我找个名人作序。我当然拒绝了。一来，对时下所谓“名人”，我多视为异类。他们赖以成名的资本，我一向“随喜”的少；二来，人生无常，岁月无情，眼下的不少名人，可能比我的作品更快速朽。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写出成吨垃圾的“名人”扫得不知去向。谁借谁的光终以名世还难说得很。所以只有自序了。好在岁月悠悠，大浪淘沙，或许笔者不久便也成莫名其妙的“名人”了。喜乎？悲乎？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作家”行列。有时，想想一些所谓“作家”，真是造孽：浪费人民钱财，虚掷大好生命，委屈老婆孩子，却写出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垃圾。图财害命，好没意思！

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无病呻吟的玩艺儿，或卖弄一些技巧，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而老百姓的生活和饥苦，却少见触及。这样的“作家”，真叫人羞于为伍了。所以，我最喜欢的身份是“老百姓”。能和天下那么多朴实良善的老百姓为伍，并且清醒、健康地活着，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弟弟就没这种福分：初中一毕业，他就牛一样卖起了苦力，刚二十七岁，便患病去世。糊糊涂涂来，糊糊涂涂走。来时不知谁是他，去时不知他是谁。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初中都没法读完，就不得不子承父业了。而我，则幸运地活到了今天，幸运地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幸运地没被铜臭和庸碌熏瞎脑袋，并幸运地由大字不识的父母勒紧腰带供了书，明白了如何做人，还能写点儿值得叫人一读的文章